聪：不，拉提琴的就管拉提琴，弹钢琴的就管弹钢琴。这次我跟他们合奏，从教课中我发现距离是相当远的，就有点担心。那些小孩却说你别担心，这太容易、太容易。什么，太容易，试试看。第一次练习，三个钟头练下来，一个乐章都过不去。完了后，那些学生说，唉呀，太费劲，没想到这么费劲。他们简直不知道这音乐里有多少学问，他们就知道表面的东西。可是我很高兴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练下来，这些孩子进步很快，他们的进步不完全是靠努力而来，而是发现了个新天地。第三次练习时他们简直手舞足蹈，说唉呀这音乐怎么这么美啊！每个人都陶醉在里面了。对他们来说，似乎从来不知道音乐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出发点就对了。这种欢乐就是创作的欢乐。这不是暴君式的输入，而是一种感染，他们高兴、开心。音乐这东西又难又容易，出发点对的话，音乐就会容易些，容易很多。真有才能有音乐感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让你的赤子之心，纯粹的敏感，同音乐里头内在的东西自然而然的接触，反应就会很快。外国有句话叫“让音乐自己说出来”。每个搞音乐的人都要知道，我们都应该做音乐的通音管子，让音乐从这里流出来，它原来是怎么样，就自然而然地流出来。当然这里有主观的成分，没有人的成分就没有任何艺术，但宾主地位要放对。说来说去还是个出发点问题。

晓：这些年音乐学院学生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文革后涌现了相当多的音乐人才。

聪：是是是，有有！技术水平、音乐天赋都有。中国人的音乐感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强。有音乐感只不过是初步的感性，真要做学问的话，必须要提高到理性上来，然后再回到感性，又再回到理性，不知道经过多少回复、复归，才有一天可能成为音乐家。中国人搞音乐到做学问的水平还没有，其实音乐是一门最玄妙的学问。

编钟提出的大问号晓：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您有什么看法？

聪：我觉得那些基本问题解决了，音乐就会发展。中国最弱的是创作，即使不是人为的外界的清规戒律，几十年下来自己心里头习惯的框框也很多。我们一方面有闭关自守，同时另方面又相当虚无主义。我上次回来在汽车里听到司机听的地方戏，非常欣赏。中国的地方戏太丰富了，可是有些同行却很看不起地方戏，这不对。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创作要发展，一方面要谦虚地，不带一点成见地学习西方所有的各种音乐派别；另方面还必须非常深地去挖掘中国自己的遗产，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企求马上见效。在欧洲，象匈牙利，过去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直受德国统治，可是匈牙利民族的根是蒙古族，跟其他民族的不同。一直到近代，巴托克、柯达伊这两个大师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才真正创造了他们匈牙利的民族音乐。可是，在巴托克、柯达伊以前他们早就有很悠久的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酝酿才出现巴托克、柯达伊。当然巴托克、柯达伊是很大的天才，但天才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总得有个底子，有很长的一个酝酿阶段。中国音乐的发展我想也不会有任何其他途径的。

晓：您认为中国音乐的基础怎么样？

聪：很弱。但中国音乐的雏型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从发现编钟以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中国音乐以前到底是怎样的？我觉得中国音乐那时候假如有这么宏大的完整的乐器，它包括七音，可以转调，还有和声，并且有工具，这一定是为什么音乐服务的，一定有音乐语言。这个音乐语言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整个是个空白的大问号。所以你说中国音乐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性是最大，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最少，要做的工作是最多，态度应该最谦虚。千万不要用批，更不要判，先弄之清楚，对自己的东西如此，对外国的东西也如此。所以姚文元那篇批判文章是狗屁。我是说就是要怀疑，只有弄懂了才能怀疑，他根本不懂音乐，没资格！学问就是学问，你要先弄懂了，把整体的具体的都真正的了解，才能开始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