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对我来讲还是纯精神的东西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当然，一定要到一定的水平，可是再多出来就是人给人造出来的多余的奢侈品了。

晓：精神上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过去只强调精神作用，不管生产发展，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两个文明，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聪：问题在于那时强调的精神不是真正的精神理性，而是迷信、盲从，不经过独立思考，口号叫得响的就是好人。这是从表面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中国人往往做名词的奴隶，几千年讲正名，这很可怕，名正言顺，什么歪理都可以。

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聪：我在外头常常跟人家争论，欧洲的基督教精神常常有信仰和智慧的争论。我有时跑到信仰这边，有时又跑到智慧这边，争来争去，不可开交，其实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人是个具有最高智慧的民族，到现在为止，也很少有欧洲基督教精神那种信仰。中国人其实是有很高度的怀疑精神的民族，只是不科学，是一种直觉的怀疑精神，凭一股灵性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智慧和知识是两回事，有时一个最大的学究什么智慧也没有，一个普通的农民什么书都没念过却有很高的智慧。我说要看中国文化就看中国的文字，从中国的文字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智慧。中国的文字完全是莫扎特式的，如“明”吧，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三岁孩子就知道，看来很天真很稚气，可也是最高的诗意，最富象征性的东西。我所以称它为莫扎特式的，就是最朴素、最天真、最富有想象力、最有诗意的，不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老早就达到了这种境界，而欧洲艺术史上只有几个高峰才达到，就象莫扎特。

冯：傅雷先生讲莫扎特的那篇文章是写得很精彩的。

聪：那篇文章里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精辟。“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是无限的信心”。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一段可以单独拿出来大书特书：“在这样悲惨的生活中，莫扎特还是终生不断地创作。贫穷、疾病、妒忌、倾轧，日常生活中一切琐琐碎碎的困扰都不能使他消沉；乐天的心情一丝一毫都没受到损害。所以他的作品从来不透露他痛苦的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最后这句我不完全同意，他有的地方还是有这种气息的，但他总是竭力保持平衡，他那大慈大悲的心理，即使反抗，也永远带着那种irony，这词很难翻，就是哭里带笑，笑里带哭的状态。“他的心灵多么明智，多么高贵，多么纯洁。音乐史家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但最可欣慰的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他先天就获得了这幸福，所以他反复不已地传达给我们。精神的健康，理智与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决条件吗？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渴望的吗？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苦难，以永远乐观的心情应付残酷的现实，不就是以光明消灭黑暗的具体实践吗？”这太精彩了！“有了视患难如无物，超临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有希望把艺术中美好的天地变为美好的现实。”然后就是上面那两句话：“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是无限的信心”。我觉得中国人传统文化最多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们也需要贝多芬。但中国人在灵魂里头本来就是莫扎特。我为什么这样爱莫扎特，我之所以回来遇到每一件小事都会使我马上乐观起来，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这样，我的心也是这样。所以我总是要强调精神作用，对物质现代化不感兴趣，因为我住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实在感到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很有问题。欧洲社会有很多精神苦闷，所以有许多嬉皮士运动啊，天体运动啊，就是对于这种物质上现代化的一种反抗。

晓：作为一个人来讲，单有物质上的东西，没有精神上的支柱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