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说，北京能买到不错的托福教材，北大很多学生都在用这种教材。妈妈立刻往北京打电话，把此事托付给了自己少女时代的密友——李苏芬。李苏芬的先生陆剑二话没说，马上撂下自己的事，开车直奔目标，用最快的速度买到了教材，火速寄了出来。

在等待新教材期间，婷儿毫不放松，争分夺秒地用老教材扩大自己的词汇量。一个多星期后，引颈以待的托福教材和配套的二十多盒磁带终于寄到了。

这下子，婷儿如虎添翼，进度更快了。

高三开学后，婷儿原想请假两个月自学英语，妈妈出面和校领导谈了几次，未被批准。学校是好意，主要是怕她两头落空，同时也不愿失去一位原计划冲刺北大的“状元苗子”。但校长们最终还是答应了，在临考前一个星期特许婷儿不上课。

班主任张惠琴老师在这一特殊时期给了婷儿特别的支持——特讲婷儿每天晚自习时在教师休息室准备托福，其他老师也在张老师的拜托下给予婷儿宝贵的理解和支持。婷儿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哪怕只有三五分钟，也要拿起托福教材看几眼，戴上耳机听一段。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晚自习是难得的整块时间，婷儿在张老师的办公桌上争分夺秒地学啊，练啊，自我模拟考试的最好成绩终于达到了670分。

求保险，“杀鸡用牛刀”

10月下旬转眼就到。按婷儿的实力，已经可以正式上“战场”了。

临考前，我陪婷儿去看考场。同批参加这次托福考试的，大约有五六千人，把川大的一个礼堂坐得满满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看起来都是本科毕业生，或者年龄更大。婷儿几乎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坐在这群人里面，显得很打眼。我们旁边是一位川大的研究生，胡子茬刮得发育，看上去很老练。他发现了婷儿这个“小字辈”，很好奇，跟她聊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头来问我：“你女儿这么小，就让她出国，放不放心？”

我笑着点点头说：“她还行。应该能对付！”

考试那天，妈妈陪婷儿一起去考试中心，以免路上遇到偶然事件使婷儿不能顺利到达考场。我们家习惯在重要的事情上加保险。

但是，考试结束后，婷儿带来的消息似乎不大好：“唉，可能没考好！”她委屈地噘着嘴说：“好倒霉呀！考试的程序跟模拟考试好多都不一样。害得我开头几题都没做好。第二部分开始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多年来，每门课考完之后，婷儿总是埋怨自己考得不好，这道题做得不理想，那道题可能出错了。我们知道，这是她做事求完美的表现。绝大部分情况下，考试结果出来后，往往都还不错。对此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但是，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这毕竟是一次关键考试，考得不好，将会满盘皆输。我们宁可相信这次托福没考好，也不能盲目乐观，把计划建立在不牢靠的沙滩上。

这次托福考试的成绩，最早也要到12月份，才能通过越洋电话查到。两个半月之后的下次托福考试，报名日期却近在4天之后。如果真考得不好，必须马上决定是否需要再考一次。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元月份再考一次吧？”婷儿犹豫地说、我知道她犹豫的是什么—一托福考试报名费每次是665元。婷儿是个懂事的孩子，她既想保留再考一次的机会，又不愿意让父母为她花这笔可能根本不需要花的钱。

“行！我再去给你报名。”我笑着同意了。尽管妈妈认为没必要，但还是支持婷儿“杀鸡用牛刀”。

在等待托福成绩的日子里，刘亦婷度过了她有生以来最忙碌、最艰苦的两个月。每天，在完成了学校非做不可的一切学习任务之后，剩下的分分秒秒——一短暂的课间、饭后、熄灯铃响过后的深夜...几乎都用到了申请工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