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对古代地理历史，特别是古代西北边陲的地理历史的研究，收获甚丰，为人推重，实际也受益于西洋历史科学。

但他在后期，对西洋的自然科学，持菲薄态度。他说：“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环境，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

对西方的历史科学，承认其进步，但贬低其效果。他说，“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以上引文均见《论政学疏草》）

王国维把自己用苦功研究的东西，看成是无补实际，脱离人民的东西，说明他不只对生活现实，失去信心；对他致力的学术，也失去信心了。而西人崇拜东方之论，也不过是当时守旧派的陈词滥调。“因为外国人也喜欢这个，所以我们就死抱住这个。”好像不是为了中国人而研究学术，反是为了外国人而研究学术了。

事实是，当清末民初，我国处在弱肉强食的悲惨时代，无论日本、英、美、法各国，都在一方面用军事力量侵略我们，又一方面掠夺、搜求、研究、赞美我们的“东方文化”。当时有识之士，洞察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其道而行之；吸收外国进步的，于我有用的东西，批判自己固有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因而逐步摆脱了我们民族的困难处境。帝国主义的学者们，乃与当时的清朝遗老们一唱一和，这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五

王有一篇《文学小言》，凡十七条，说明其文学见解。他以为：文学起源于剩余精力，与儿童之游戏同。因此，文学无功利，文学无名利。景与情为文学二元素，文学作品为主客观之交代。他认为天才难产，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天才又须人格高尚，“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才能产生真正的大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情真者，观物亦真”。

这些主张，有些来源于西洋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有些是归纳出来的文学规律，有些则带有主观片面性。例如第十七条，王氏反对“以文学为职业”。以为“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而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认为“以文学为职业，餔啜的文学也”。这真是本末倒置，闭着眼睛说话了。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学？只是“为文学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吗？人不餔啜，何以生存？莫非王氏主张文学只能是业余的吗？然其他职业，也都是为了餔啜。王氏写这篇文章时，职业作家尚少，不然会群起而攻之了。

王氏这些主张，亦运用在他的《人间词话》一书中，因脍炙人口，不论。他这些观点，来源于他当时正在热中的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学。以为哲学、文学，都可以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禄劝”的，甚至可以与社会兴味“相刺谬”。这些主张，与王国维所处的现实生活，发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愈感到痛苦，他愈信奉这种学说，把叔本华等视若神明。王氏在很多文字中，谈到人生必然带来的种种痛苦，主张文学是解脱痛苦的一种方法，因而把文学的作用，降低到“消遣”两个字上。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中国，不失为新鲜之物。加上王氏的文学知识，创作体会，相互生发，又运用到文艺评论上，他这些观点，很为人们乐于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