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在我大买旧书的期间，又买到一本线装的《观堂外集》。薄薄一册，首列所译斯坦因《流沙访古记》，主要记斯氏攫取敦煌石室宝物经过。次为“丙午以前诗”。再次为“人间词”。系罗福成辑印于天津者。

因为早已购置了以上的书，这次再买遗书之前，曾有踌躇。以为所缺者，当系考古研究方面的专门著作，对自己用处不大，但窥全之念又甚切，终于买了。

二

我的藏书中，有一本罗振玉撰写的“丁戌稿”。其中有关王国维的文章共有四篇：《王忠悫公遗书序》；《海宁王忠悫公传》；《王忠悫公别传》；《祭王忠悫公文》。

《序》为罗氏所刊王氏《遗书》的序言，中记王国维佚事二则，以证明“唯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者。

《传》记王国维幼年聪明，“读书通敏……年未冠文名噪于乡里”，“再应乡举不中，乃致力于古诗文”，中日战役后，汪康年创办《时务报》，于上海，王国维为了生活，给他司书记。后罗振玉创东文学社，王往就读。后又由罗资助留学日本。因病归国，于南通师范学校主讲哲学、心理、伦理诸学科。成名后，在清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革命，又东渡日本。在日本，初仍治东西洋学术，复从藤田博士治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喜韩图（王氏译音为汗德）、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此时罗振玉认为尼采诸家学说，流弊滋多，劝他放弃所学，“反经信古”。

王“闻而憬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咸摧烧之。”

我读到这里，有两种感想：一是罗振玉的复古思想，改变了王国维的学习进程。如果不是他这种倒退主张，王国维的学术道路，还可能向更新更进步的方向走去。应该说明，这时王国维是“携家相从”，在生活和别的方面，可能要仰仗罗振玉，所以他这样听从罗的话，并表现得这样坚决。二是，从这件事，我初步看出王国维的性格，有些病态，即所谓“狂易”，这对他后来的结束，是一脉相连的。

罗振玉接着叙述：“公居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书，予又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三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外学者移书论学。”

后来王国维归国，给退位而仍僭居皇宫的溥仪，“供奉南书房”。“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命检昭阳殿书籍”。后来“值宫门之变，公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御河者再，皆不果及”。

这又说明，在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以前，他已经有过这种表现了。然罗文述王之死因，有“今年夏南势北渐，危且益甚”语。“今年”，即一九二七年。则王之恐怖革命，促其自尽之说，亦为有因矣。

《别传》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介绍王国维的《论政学疏草》。这篇疏草表现了王国维对世界形势，中西政治文化及其效果的见解，看来非常重要。他认为“西人之说，大率过偏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因而排斥新说，主张传统。但此疏是由罗振玉转述，意义恐还有些出入。

我想：这是给“皇帝”上言，王国维也得选择一些投合口味的话。又因为他的职务所在，他的立论，也必须设法维护皇家和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王国维当时心里的话，其中恐怕有很多矛盾，有很多他自己不能解脱的困难，这些都会加深他的痛苦，促进其死亡。

最有趣也最无味的，是最后一篇《祭王忠悫公文》。开头说：“海宁王忠悫公，既完大节，事闻，天子哀悼，群伦震动。

其友罗振玉为位以哭，复至都门经纪其丧。”紧接着说，当年王国维如何“暗然无闻于当世”，罗如何“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以后王“蔚然成硕儒”，两人一同“供奉南斋”，“十月之变”，如何“约同死”。罗振玉说：他自己“自甲子以来，盖犯三死而未死”。每次都有不死之由。这次老友故去，本应也决心死去了，又念：“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继公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恩泽。”就是说，怕别人议论他，也想得到王国维死后的好处，所以又不死了。王国维得到什么好处呢？不过是流亡皇帝的“予谥忠悫，派贝子致奠，给陀罗经被，并赏银二千元治丧”而已。这真是不值一顾的“末世之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