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还有其它的我了解得不多的我爸进口的货物那些陌生的顾客总是搞得他神经紧张。绝大多数时间他都不在家，母亲总说他进货去了。

有一次他出门，一去近三年之久。母亲对我们说他在安卡拉病倒了，但是汤姆哼了一声，说父亲在某个地方坐牢。

我升入高中那年，父亲失踪了。因他一向憎恨西西里人，母亲坚持认为是黑手党谋杀了他。但是很久以后，我在母亲的东西里找到了一小包从马赛寄到斯塔滕岛邮局信箱的给“霍伯和先生”的带香味的信，很明显这是寄给我父亲的。它们以非常女人味儿的（法国人的）笔触。恳求他回到齐莉和他与齐莉的小孩身边。也许他（我父亲）这样做了。

虽然我父亲从不是一个挣大钱的人，但没有了他，我们的生活日渐困难。母亲关了店，开始找工作。父亲的一些老朋友口头上许诺会给她一些的救济，可全都没兑现。我认为这是为了封住她的嘴，为那些“老朋友”之间的事保密。

一次，这些“老朋友”中的一个把我带到酒吧里和聊我的前途。他是一个皮肤黝黑、小心谨慎、神经过敏的小个子男人，身上有股大蒜和廉价酒的气味。他小声地问着问题，就我对家里与父亲的联系一无所知这一点持绝对怀疑态度。母亲一定哀求过他，请他给我份活儿干，但他还是愤怒地、傲然地阔步走出酒吧，把我留下来付酒钱。

母亲后来绊倒（要么是扑倒）在一辆卡车前那年春天，最高中毕业了。两个胖姊妹和我那施洗礼的传教士哥哥从小石城回来参加了葬礼。我把屋子里的杜松子酒瓶统统清除掉了。我没告诉他们，验尸官在母亲手臂上发现了吸毒留下的针眼。

那时汤姆已开始着手登月球的事了。比我年长、比我强壮、比我黑也比我灵光的他，更像我们父亲的他，对重要的机会的把握也比我具有慧眼。他改掉了自己讲话时带印地语腔（抑或是犹太人腔）的习惯，并为自己进大学专修太空学挣了一份奖学金。

我混得比较糟，由千没有数学头脑，我没挣到奖学金。母亲的保险金在付完所有账单后还剩6000美元。我带着自己那份遗产到了拉斯维加斯，想去碰碰运气。可我运气很差，钱只花了三个晚上就花光了。

我真正开始学着做事是从这次灾难开始的。我长期处于挨饿状态。

在我意识到自己没遗传到父亲的天赋前就被警察抓了两三次。后来我又管理过酒吧，开过出租车，还卖过二手货。我买了把吉他学着哼唱民歌在街头卖艺，可我的声音听起来不比我母亲好。我写了歌，没人唱；写了小说，没人印。我当过DJ，电视台记者，甚至为一个后来落选的候选人当过政党竞选管理人。

汤姆却年年地接近我俩儿时的梦想了。他从大学校园进入太空武装部队，并且最终加入了“宇宙组织”——人类在星际空间的民间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和平开发利用太空”。汤姆常取笑他们那崇高的口号“自由的世界属于自由的人”。没过多久他就作为第一批队员进入宇宙组织在月球上的培训基地。他甚至已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托马斯胡德。

他还进入了卫星勘测小组。宇宙组织的工程师们正在改进一种探索者号式的勘测火箭。它能携带在低轨道飞行时用于对话和分析外星表面的重达几十吨的复杂仪器。按计划它将绕月球试飞，然后将对上百个卫星以及大行星进行勘测。

“我认为我们什么也找不到，”汤姆讥笑道，“不过到月球是件让人感到舒服的小差事，因为月球距离家和罗宾哈德森很近。”

罗宾是他以前见过的酒店业巨头霍华德哈德森的千金。她有着忧郁女神的魅力和来自其父的大笔家产，因此自从汤姆他们几个宇航员见过她后，汤姆对她比对月球更感兴趣了。

汤姆把我带到她父亲的一个度假圣地安提里斯哈德森，与他的三人勘测小组成员共度周末。这时，“探索者1号”已经运行在月球的轨道上了，而汤姆等“探索者2号”的成员则在等待工程师们分析录音资料。

这次邀请让我受宠若惊，由于我不肯把姓氏改为与他一致，他已经把我当乞丐亲戚一样对待。然而我还是很乐意前往，因为那次政党竞选的失败使我丢掉了工作而无所事事。

我们看见他的队友们在炽热的闪耀着乳白色光辉的加勒比海海岸上一个明亮的阳台上争论着这次空间勘测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