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他崇拜那个偶像，”她说。“有些人觉得有趣才喜欢把它们保存起来观赏。我爸爸就有一尊美丽的佛像，可是他并不膜拜它。”

然而贝基有点倾向于宁愿相信这新邻居是个“异教徒”。这听起来要比他不过是个带着祈祷书去教堂的普通先生罗曼蒂克得多。那天夜里她坐着，讲了很多话：不知这邻居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妻子的话，她是什么样的，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们又会是什么样的。萨拉看出贝基心里忍不住巴望他们全都是黑皮肤，缠着头巾，并且最重要的是——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都是“异教徒”。

“我从来没有和异教徒做过邻居，小姐，”她说。“我很想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

又过了几星期才真相大白，她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原来这新房客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小孩。他是个孑然一身的男子，根本没有家庭，并且很显然，他身体垮了，心情抑郁。

有一天，一辆马车驶来，在那栋房屋前面停下。那跟班从车座上下来，打开了车门，那位先生，就是那“大家庭”的父亲，第一个下了车。后面跟着下来的是一名穿制服的护士。那时从大门台阶上下来两名男仆，是来照护他们的主人的。那位主人被扶下了车，原来是个脸容憔悴、沮丧的男子，瘦骨嶙峋的身躯上裹着皮袄。他被扶上台阶，那“大家庭”的头儿跟着他，看上去十分焦急。过了一会儿，一名医生乘马车赶来了，他进入房屋——显然是来照料他的。

“隔壁有这样一位黄皮肤的绅士，萨拉，”洛蒂后来在法语课上悄声说。“你看他是中国人吗？地理书上讲中国人是黄皮肤的。”

“不，他不是中国人，”萨拉也悄悄地回答。“他病得很厉害。继续做你的练习吧，洛蒂。读那句法语：‘不，先生。我没有我舅舅的小刀。’”

这就是那位印度绅士的故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