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富家子女，这在今天是一种荣誉，可在50年前却是耻辱。在土改时，我的姥爷被定为地主。我母亲在1948年参加了地下党。1951年，我母亲在一所大学就读。一天，在家乡被批斗得死去活来的姥爷逃了出来，他潜入大学，找到女儿，见女儿最后一面。他要求女儿给他一个馒头充饥。我母亲稳住地主父亲，她说我去给您到食堂买馒头。母亲大义灭亲，叫来了几名公安。母亲随同公安押送我姥爷回乡接受贫下中农批斗。在批斗会上，不知是谁看见了台下同样义愤填膺的我母亲，那人喊叫道：把地主的狗崽子也拖上来斗争！于是，我的母亲被愤怒的贫下中农拖上台去，当众被脱了裤子，打得皮开肉绽。会后，我的姥爷被处决了。1957年，身为大学讲师的母亲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五年。1967年，母亲再次遭到批斗和毒打，她在一个月光秀丽的晚上，吊死在楼上邻居的下水管道上。那年我十四岁。母亲死后，没过一年，我父亲也死了。这套三十五平方米的单元房，是父母留给我的唯一遗产。说是遗产有点儿占国家的便宜，准确说，我继承的是“继续租赁权”。 我知道，每天在母亲去世的地方大小便是对母亲的不敬，但我没有办法，我家没有迁居的能力。我们曾寄希望于拆迁，但后来听说我们这一带的地下可能有古墓群，专家说鉴于目前考古掘墓的科技含量还太低，他们建议将这罕见的古墓群留给后代发掘。于是，我家停做拆迁梦。

我冲完马桶，开始收拾碗筷。我不吃早饭是为了省钱。我要把早饭钱省给儿子。上高中的儿子放学回家经常会告诉我们学校又收费了。每当这种时刻，我和曲斌的腿就抽筋。其实，儿子从上小学开始，我们就没完没了往学校送钱。九年义务教育怎么个义务法，我至今不明白。

我准备去房管所报修厕所管道，我舍不得花电话费。电信局每次明降暗升的“降价”都导致我家不敢再碰电话。我们的电话成了单向电话，只接不打。电信局可能发现了我家的阴谋，最近他们又出台了提高月租费的新政策，我家被治惨了。

我刚要出门，电话铃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