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我就坐那儿。”“哪儿?”“那儿。第三排，第四个座位。看到吗?”我和A的头凑在一处，贴着门玻璃，往教室里张望。我用了那么大的劲，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我说：“嗯。噢。你们这里蛮舒服的——连黑板擦也好像很新。”他笑道：“又不是我当年用的那一个。”片刻，又说，“我在墙上踏了总有一百五十个脚印，现在全没了。脚印这种东西，不保险。”

我们参观了整个校园，A又带我走上一道黑洞洞的窄楼梯，跑到大楼平台上，看天。A说，这个地方不大有人知道怎么上来，他上小学时常常在这里看天的，这里是他的天文观测台。我说，天有什么好看?A不响，抬头望着苍白的天空，眼睛一眨也不眨，很久，很久，很久，才开口说：“天么……天是很好看的。”我听了，就和他一起看，也看了很久，很久，很久，除去看见一只鸟飞过去，一无所获——天空实在太空了。A又说：“你不觉得，这个天从我们生下来起，就一直不大对吗?”

我和A，要么嘻嘻哈哈地说话，要么就很沉重地说话。我坐在空荡荡的平台上，同A一道坚执地仰视天空时，就知道，今天将有一场声调很低很低的谈话。A这几天一直不大对劲，神经质的敏感在他脸上冒出冒进——他酝酿这次谈话，已经很久了。

“要分班了。”A说。说着动了动，伸出手，在想象中抓住了天上的一只鸟。“分班呀，分班么就是无言的结局。就是无言的结局。我么总归是铁定读历史的。你么总归是铁定读物理的。不用说了。”

我听他说完，忽然发现自己是难过死了。分班真是不可理解不可理喻。我不知不觉敲起自己的膝盖来了：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生下来就一直一个人也就算了。偏要几次三番地把一群人牵扯在一起，培养出一种叫‘感情’的莫名其妙不知为何物的东西，然后再拆拆开。真是，既费神又费时，何必呢!”我说。我开始觉得那苍白的天空很好看了。

“刘舒美会选哪门课?”A突然问。“政治。”我答。这好像很滑稽：两个脑子很清楚的人去读文科，我这种人却读理科。我看着A直勾勾望天的眼睛——里面很深很深，深到差不多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微漾笑意。A说：“你相信我一次。你不适合跟她在一起。她选政治就好，你就不会跟她在一起了。”

我惶恐地瞪着A——A望天的样子活像一个预言家。我说：“你跟舒美关系不是也挺好的，你干吗说得这样吓人?”A微笑，答道：“以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要过很长时间。”他慎重考虑之后，慎而又慎地说。“什么时候?”我死缠烂打。A又微笑，坚执地仰望苍白的天空，好像那里就是他的归宿。我现在已经很喜欢这样望着天空了，因为它那么远，那么空，那么干净，什么也没有，连透明也没有。A的声音很近，很亲切，空得一无所有：“上海很好吧?至少，不错吧?可你有时候觉不觉得它没什么好?你有没有觉得厌烦，想逃?想不想飞上去——”他把头抬得极其高，好像已经在云层背面了，“飞上去。升上去。上去!随便哪里，只要另一个世界就好……要另一个世界——不仅仅是另一个地方……想不想看着自己离开这里?离开。脱离。到上面去，上面……”

A简直不像是A。我看着他，听着他，坚执地仰面对着苍白的天空，流着眼沮，又庆幸，又惋惜——在那上面……五月二十七日的重大事件是什么?我一千年前就忘记了。

我和A站在商店家用电器柜台的一台电视机前面，二十分钟没挪动地方。电视机里，成龙正从高楼顶上往下跳，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来劲得紧张得不得了。奇怪的是，成龙跳到一半不跳了，就那么以并不优美的姿势停在半空当中；等了足足十秒钟，他依然悬空在那里——天和地的正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A说：“暂停。”我这才发现电视屏幕右上角绿色的“暂停”二字。扭头一看，柜台旁靠立着的营业员正在不失时机地瞪我们。“啊!”我不禁说。“你看好，如果三分钟之内我们还不离开，这个电视机就要关掉了。”A在我耳旁悄声很有预见地说着，捅了我一下，拉我撤离现场。

跟是跟着A走的，我还是说：“就走啦?干吗不接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