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高考只过去了五个月。算了算才想清楚。想清楚之后，我开心死了。假如时间一直可以这样拉长了过，那有多好。

于是我去问A，知不知道高考到现在过去了多少时间。A马上说：“五个月呀。”我说：“襄没城，我恨死你了。”A笑笑说：“我知道，你想时间被拉长了，就让你占到便宜了。你怎么不想已经到年底，要世界末日了?”

我说：“骗人的——真的啊?”A似笑非笑，说：“要么我们来验证一次好了。到1999年12月31日一过，就什么都明白了。”我看看A。他穿着一件深蓝和白色镶拼的衣服，好像是Reebok，非常非常好看，怎么也不像马上要世界末日的样子。我想，深蓝和白色放在一起，总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只要放得得当，就洒脱得要命，要飞起来的。我又想，真恐怖，他怎么能穿这么一点点衣服——他不冷吗?

在1999年12月31日以前，A在我眼里还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就像神仙一样。我想，一个神仙做了我的男朋友，我有多么幸运啊!我的额骨头触到天花板了(上海话，表示运气极其好。)。于是我扭头看看A，伸出五指捏捏他的胳膊——温暖的。他转过来，对我出示好脾气的笑容。我想：乖乖!(差不多是“天啊”的意思。)

1999年12月31日，下午我乘车出发，去找A。出门之前，我在电话里对A说：“哎，我出来了。”他说：“哦，你出来好了。”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等你。我在人民广场等你。”我不由记起，从前我曾经在人民广场给他打过电话——当时我还在心里想着：我们所说的人民广场，到底包含了多大的范围呢?包括延安东路吗?包括西藏路吗?包不包括黄陂路?包不包括威海路?到底有多大呢?

A所说的人民广场又是指哪里?

我乘隧道六线去人民广场。车厢里有几百个人，我直挺挺地挤在中间，什么也不用拉。隧道六线有几个驾驶风格极端蛮横的司机，让你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甩出窗外——不过这一个不是的，这一个刹起车来很轻很轻，仿佛一个小孩小心翼翼地牵了牵你大衣的下摆。我的随身听在放杨乃文的歌。我不时抬头，看许许多多手臂挂在三角形拉手上，在我头顶上方荡来荡去。这样几乎是一件相当舒服的事。

车子开到靠近隧道人口的地方被塞住了，很久很久没有动。车厢里的人开始有点烦躁，陌生人和陌生人面面相觑，脸上很无辜的样子说，咦，现在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堵车呢?为什么会堵车呢?为什么会呢?……大家热烈而克制地互相询问着，都好像从心底里非常害怕堵车。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中年妇女也试图冲我转过脸，眼睛里全是温柔的忧愁和疑问。

转瞬间车厢里的大人都变成了小孩面孔，讨论、往窗外看的时候，满脸罩在脆弱易碎的呼吸里。我开始有点警惕：今天这些事有种奇怪的气味。为什么大家对交通堵塞会如此心存不安?为什么都是一副芒刺在背的模样?我自己的身体挤在一堆脆弱的心跳声中间，有点麻木；我的脑袋想不出理由，有点恐怖。

我还是在听杨乃文。耳膜四周，音乐飙得很厉害，杨乃文的声音像一把匕首，雪亮的，锋利的，血腥痛苦的。她在唱的一首歌，我记得好像叫“静止”。我不明白歌词，不明白什么叫“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什么意思?!

汽车终于重新开始缓慢开动的时候，驾驶员试图告诉乘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难以计数的人和车坚持要从浦东赶往浦西，所以他不能好好休息。说到不能好好休息，他笑了笑，灿若春花，简直让我爱上他。可是不行，没有这个必要，因为A在人民广场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