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七日之重大事件：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要开始学做人了。

在这之前，其实B老早就对我说过十万八千次了。她说：“解颐，你是真的也好学学做人了。”她说这种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她活像我的妈。从前A也说过自己像我爸的。这样一来，A是我的爸，B是我的妈，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我每次把这美好的想法透露给A，他都会很快、很响地反应道：“哦——哟!”过了一会儿，又同样地来一声：“哦——哟!”我说：“干什么?”他说：“什么?不干什么。”他的脸于是飞快地红了一红。我说：“你脸红!”他很镇定地两手紧插在裤袋里，说：“我脸红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有什么稀奇。”

言归正传，B每次要叫我“做人”，我都说：“做了十几年了，吃饭睡觉，什么稀奇?”B就耐心而严肃地教导我：“你不要搞!”我就不搞。B又说：“我说的做人，是非常实际的。就是在世界上，在这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站住脚，站稳，站舒服。”她这样说，就好像是吃准了我没有站稳站舒服。我只好不响。

五月二十七日，我在理书。我把每一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翻，穷翻，翻完了再放回去。后来我拿出来一本英汉词典，是B送给我的，我于是就想到B了，再就想到B要我学做人。我就思考：B凭什么这样要求我呢?

B的名字叫刘舒美，跟一种“SweetMemory”的美国贺卡的中文牌子同名，我们就“舒美”“舒美”地叫她。她这个人做事桩桩顺利，人又好，又会做人，老师同学家长都把她当宝一样，拥护得不得了。我站在书架前面，把B送我的词典翻来翻去，想想B倒的确很好，我是一样也没有她好，可见我是要开始做人了。

我个人认为，我在五月二十七日做出的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伟大、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伟大的决定，假如没有第二个人分享，就太可惜了。我就在书架前默念：襄没城，来电话。襄没城，来电话。这样，A果然来电话了。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了A。A问我：“你怎么那么听刘舒美的话?”他对B总是很不客气，连名带姓地叫。我说：“我又没有说是舒美叫我的。我是自己觉悟而已。”他在电话那头用鼻子出气，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还听见马路上汽车开来开去的声音，好像还有一个人在讨价还价：“二十块，卖不卖?”我说：“你在马路上啊?哪条马路?”他说：“不要管。说出来你也不认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意见。你不要总是跟刘舒美在一起。”“干吗?她有什么不好?”“她蛮好。不过你就是不适合跟她在一起。”我笑起来：“那我难道适合跟你在一起?”他那边那个人还是在讨价还价，态度强硬地喊：“二十块，就二十块。”卖主却没有反应。A答道：“你是宁愿和我在一起，也不要和她在一起——你不要用鼻子出气。我这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只好说：“我笑死扩。”“你笑死也不要听她的话。听了没用，懂不懂?”他说。我气起来，说：“屁!”他大声叹气：“哎呀，你不要屁屁屁的呀……”还没来得及说完，电话里“嘟嘟”地响起来，没几下，就断了。

我还是很气，把电话听筒一扔，倒在沙发上看天花板。天花板是雪白的。我明知它被粉刷得很平，可总是觉得看起来有点凹凸不平。我搜寻着想象中凹凸不平的地方，越看越气，越气越心痒，恨不得马上跳上去、飞上去，用一种随便什么方法上去，把它们统统填平。不过我再笨再笨也知道，一个地方填平了，就肯定有另一个地方凹凸不平起来，这样一来，我就只有一刻不停地填，直到累死到万世不得超生为止——这种道理简单得即便是一个白痴用脚指头想也想得出来，真叫人耻于称这种道理为道理。我就是一个只懂得这种道理的人，我这种人确实是只配给像A或者B的人教导、训斥、栽培、修理、批判、改造，等等，等等。

他们都是有丰富理性的人，他们的每根头发都是一只理智的舵，指引他们勇往直前。我是连屁的理性也没有。(A又要叫我不要屁屁屁——我连这点理性都没有。)B叫我学做人，A叫我不要跟B在一起——他们都充满智慧，都是正确的。我呢?我明知道有许多题目该去弄懂，有许多概念该去背熟，有许多笔记该去整理，有许多道理该去领会、吃透，直到滚瓜烂熟，直到学会做人或者学会不听B的话，而我就是不在状态。我情愿这样盯牢天花板，像一个原生动物一样无所事事。我是歇斯底里地不在状态。所以他们都比我思路清晰，比我行动敏捷，比我生活充实——总之，比我好就是了。

像B，她就是比我好的典型代表。我的父母都对她推崇备至，总是要她“教育教育”我，好像把我卖给她了。他们认为B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比我刻苦，比我懂事，比我会做人——连穿的衣服也比我好看。我想我现在跟B这么好，很可能就是由我的父母一手造成的。大概他们认为，即便我一无是处，交了这样一个优秀的朋友，也是一个值得夸奖的优点。我发现小孩确实不该去捉摸父母的心思，因为一捉摸就会以为他们居心叵测，那还怎么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差来差去、教育来教育去呢?的确，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