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没有我说的那么久，只不过是感觉上的久——感觉上是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我在食堂里猜疑着自己为什么那么爱走路的那个时候，离现在遥远得就像南极点一样。我现在自然是比高中里那会儿悠闲多了，可真要说大学里有多么幸福，倒也没什么可说。

我还是一个痴爱走路的人。我个人认为，至少此生此世，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了。A说我最近走路的姿势比起高中里那段时间来正常了一点。我一听很气，问他凭什么说我以前是不正常的。A说，你不要以为我总是故意惹你生气，不是的。我说，呸，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总是在献爱心，不是的。A噎了一下，说，你不要学我说话。

我们这样说着话在我的大学校园里走，(“我的大学校园”——听上去好像很阔气。)经过一个篮球场。刚刚过了正午，冬天的阳光亮得像夏天。篮球场上有两个高个子男生席地坐着，腿叉开，脱了鞋，脚底心对着我们，棉袜子还木头木脑地竖在鞋子里。不大有人会公然对我出示脚底心的，所以我看了有点感激涕零。A在旁边，好像知道我想什么似的，说：“他们不是给你看的。你别乱想。”我转身做了一个踢他的动作，他没有躲闪，像那两个男生的袜子。每次他摆出这种金刚不坏之身的样子来，我心中都不由恨恨。可是在嘴上，我却说：“襄没(ｍｉ)城，我爱你。”A灿然一笑道：“你不必勉强。”

我们经过那两个英俊少年的篮球场。阳光罩着他们，好像把他们烙在了一个金色的大盘子上，做成花纹。整个世界都有种变软溶化的感觉，看上去恍若童话。我说：“襄没城，我们怎么会在一起了?”A说：“不是你叫我来看你吗?所以我就来了。你给不给报销车费?”我不响。忍了一会儿忍不下去，说：“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A叹着气说：“自从高考结束，你就越变越聪明了。”我说：“你变笨了。”A说：“不是。我不是变笨。我是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

从前A也常常说，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可是这一次他有点像不愿意同我多闹的样子。我没讲出来。我知道A是一个大好人。每隔几天就坐车一小时来看我，他有点累了。我想，假如哪一天我们厌倦，分开，那只能怪我们所在的两个大学离得实在太远、上海这座城市实在太大、交通线路实在太复杂，只能怪人是那么容易就累了不愿意动了。我这样想着，并没有好过一点。我告诉自己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不想和我的A厌倦分开。于是我就去摸A的手。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原来他把手插在裤袋里。

这个时候我们在河边的一条路上走，A指着对岸的灰色建筑物说：“那是哪里?”我说：“体育系。”A说：“为什么体育系要在河边?”我说：“不知道。大概体育系的人力气大，抢得过别人。A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咦，我们学校的体育系在哪里?”我们走过了一棵又一棵水杉树，我一棵接一棵地拍着按比例大约是树的腰的地方。随后我说：“水杉树到了晚上就都像一个个鬼一样。”A没有睬我。我又说：“高中好还是大学好?”A想了想，很久不说话。我伸出另外一只手去拍他的腰，他就和颜悦色地笑了，还是不说话。我说：“喂，喂，喂，喂。”他一个人在那里想了又想，一边想一边笑，从路的这一头想到路的那一头，又想过了一座桥，随后说：“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我去勾他的手臂，说：“那么我呢?我是在高中里好还是在大学里好?”他笑起来，看着我——他的目光老是在我的眉毛和眼珠之间游移。“你啊，”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说，“你也是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我说：“屁!”他镇定地说：“是的呀。屁就是很难讲好和不好的。”

我大叫。天边一朵云，被我叫裂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