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A这几天干吗，他说没什么。我说：“球踢过吗?”他说：“踢过。踢了一次。”我说：“别的呢?没到哪里去玩吗?”他说：“没出去。就在很近的周围走走。没出去过。在家里打游戏，上网。嘿嘿。”他这个“嘿嘿”倒蛮有意思。我说：“唉。”他说：“今年我还没有对你说新年好呢。”我说：“时间还没到。至少要再过几个钟头。我在发烧。”他大声说：“啊?!”然后好像说不出什么来了，顿了顿，说：“那么傻啊?”我说：“什么叫那么傻啊?什么话呀!”于是我们两个一起在电话里呵呵地笑起来。我可以想象他和我对对目光，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手心的温度从头皮一直传到我的脚底心去——“呼”的一下，我的脚下面好像连草也长出来了。其实我还是希望他把手放在我的脖子后面——不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不常做这个动作。可是，我猜想，假如他现在在我的面前，一定是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他应当知道，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手心是那么热，永远比我的额头要热一度半。嗯，今后我是会告诉他知道的。不过不是今天。

我说：“喂，我把你家的地址掉了，你再给我一个吧。”他说：“你认识路就可以了，要地址干什么?”我说：“说不定哪天，我要寄一张恶形恶状的卡片去呢?”他说哦，就把地址报了一遍。我从枕头边上摸出一支4B铅笔，把他报的直接记在墙壁上。

接着，我开始问他记不记得高二那次我们班去杭州春游。那一次，我和B、F一起，在西湖对面找到一家卖洋泡泡(就是气球)的店。其实那里卖的也不完全就是洋泡泡，是一个礼品店，里面有许多许多特别漂亮的洋泡泡——特别是有一种，好看得不得了，要二十多块钱一个，是专门用来装礼物的：把礼物放在里面，然后打气进去。但是服务员说，这不是人能吹得起来的，一定要把礼物带过去，让他们帮着用机器打气。A说：“真可惜。”我说：“是呀。那一次我们先是吃了天使冰王，然后就看到了那个洋泡泡的店。真是好。为什么他们不开到上海来呢?”A说：“他们不到上海来，我们可以到杭州去呀。”我说：“哎，是的是的!”A又多了一个地方要带我去。其实，最高兴的就是在他向我许诺要带我去哪里哪里的那一刻——想通了这一点，我也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会兑现诺言。A已经让我那么高兴了，所以A是一个很好的人，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我说我把A的家庭住址直接抄在墙壁上——是啊，我非常习惯于在床头墙壁上写字，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妈妈每次帮我晒床，就会唠叨个不停。我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墙壁上写字就是一个要不得的习惯。在那面墙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电话号码、地址、公共汽车路线，还有施特劳斯的诞辰——6月10日——是A告诉我的，他叫我到时不要忘了纪念一下，可是我忘记问他是哪一个施特劳斯。另外，还有我高三背的《祭妹文》：“纸灰飞扬，溯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唉，写得真是好，没想到在课本里还藏着一篇这么好的文章。

有的时候，我做了梦醒过来，假如还能记得，就赶快把它记录在墙壁上。可是梦这种东西，永远是在记录中慢慢地丢失，记到后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梦——这就好比一粒种子，长成树之后，多了许多枝叶和不必要的水分，就再也无法弄清楚它的真相了。我的梦一个叠着一个，深的叠着淡的，新的叠着旧的，在我枕头旁边的墙壁上。我醒着无聊的时候，就探访探访它们，打个招呼。嗨。

我有一段时间，写作文很要写“嗨”的，而且总是故意写成“哈”。其实在高中里的那种作文当中，需要用到“嗨”的地方是微乎其微。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我总是随随便便，高兴在什么地方加“哈I”就在什么地方加，一个句子写到一半，我劲头上来了，就随手写个“哈I”——我自己都简直没来得及意识到。我的语文老师帮我把所有的“哈I”都划掉，接着给我一个微乎其微的分数。后来，B来劝我，叫我对待自己好点，别这样干。可我每天写议论文写得是如此绝望，实在忍不住不写“哈I”。我的语文老师对我面色不善，我一直在等待他有一天跑来，把作文本扔到我脸上，说，你可以不用写了，ｗ一样的文章。——ｗ就是上海话里粪便的意思，我们高三的老师都有一种说ｗ的习惯：ｗ一样的文章、ｗ一样的分数、ｗ一样的大学你们千万不要考……后来我们全部染上这种习惯了，我们说：哦哟，那个老师啊?ｗ一样的老师。整个一年，我们就这样友好地相互骂来骂去。不过，到最后语文老师也没有骂我的作文，于是有一天，我写“哈I”的毛病就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