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这生产之外的八间房子就搞得这么乱。再那么一搞，不就更乱了套？现在社会各行各业都早已形成了自己非常严密的一套……”

“体制？”贺达问。

伍海量想了想，点头说：“对！这可就不是一两个人能改变得了。因此我觉得它太理想化了。”这矬子说完有些茫然。

“好的设想应该促其实现。问题是我们太缺乏想象力了。没有新的想法，哪来新的行动？我们又怎么能适应时代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我前几天在青岛开会时还说，马克思主义是走在时代前边的，我们现在怎么总落后于时代。好，我再问你，你估计，这个办法群众会拥护吗？”

“不拥护的，只是现行这一套的既得利益者。”

“说得好：你这材料能给我看看吗？”贺达的目光好象挺迫切。

伍海量马上从衣兜里掏出来。原来就揣在他身上，厚厚一叠，。十几页。贺达接过来翻了两下折起来，说：“我先看看，过两天再找你谈。”说话时，他用一种怜爱的目光看了这矬子一眼。

贺达走进办公楼，看见王魁站在走廊上，正对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发脾气：“什么长霉不长霉，我现在还一身毒气没人管呢！矬子逞能，你找他去！”说完转身正与贺达面对面。他一认出贺达，登时火气从脸上消去一半，但说话的口气并不客气，“噢，您串门来了？”

贺达没接他的话茬，只说：

“你通知党委委员，我有话说。在哪儿碰头？还在二楼的样品室吗？”

没料到他这话在王魁的大肉脸盘上引起一种捉摸不透的冷笑。王魁却满口答应说了一句：

“哈，我马上去招呼人！”

王魁扭身推门进了播音室。全厂立刻都能听见他扯着大嗓门叫喊：党委委员马上到办公楼开会！

贺达在走廊上来回走一走，看到生产股、技术股、政工股各屋都象逃水灾那样搬进了人家。走廊上还堆着仓促搬来、未得安置的家庭用物。一口米缸上放着一个又旧又脏的小布娃娃。这布娃娃仿佛睁着吃惊的眼睛望着他。好象他是这一切灾难和不幸的肇事者，因而对他发出无声的指责和愤怒！他不由得产生一种良心上的不安和负疚感。他奇怪地自问：我怎么会有这种负疚的感觉？但这感觉略略沉重地压着他的心。

不会儿，厂党委委员们全到齐。他问王魁：

“关厂长呢？”

“在二楼样品室等着呢！”王魁说。

“好，我们去吧！”贺达说。

王魁脸上又露出刚刚那种不可捉摸又决非善意的笑。“正好！”他说。

大家上楼走到样品室，贺达推开门一看。又是一怔！这哪里还是样品室，完全成了住家。各式样品橱柜、大小镜框和折叠椅子都靠在一边。这边堆满家具。中间一张长条的大桌子上铺着被褥，正睡着一个男孩儿。桌下边乱七八糟堆放着锅啦、碗啦、雨伞啦，小板凳啦、脸盆啦、棋盘啦，一家大大小小的鞋子啦，还有一个锃光瓦亮的尿盆。

贺达走进来时，正和关厂长打个照面。关厂长也没和他握手，脸象一条湿手巾那样聋拉得挺长，表情沮丧，但看得出他心里正憋足气。那神气仿佛说：“瞧你把我们逼成什么样吧！”

一同来开会的王魁、万保华、杜兴，也都闷闷不乐，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但是这么一来，反而使贺达醒悟到，这是他们故意给他制造的心理压力，刚刚心里生出的那微微的负疚感反而一扫而空。他想，我为什么负疚？应该负疚的恰恰是你们这些仗势占房的人！于是，在临到头上的一场针锋相对的交战前，他竟然保持住一种沉静稳定的情绪。他说了句：“我们坐下来谈吧！”就走到屋内的一边，找一块宽绰地方，打开折叠椅和大家围坐了一圈儿。贺达没开口，谁也不说话。有的故意制造僵局，有的不知深浅而不敢唐突发言。万事开头难，贺达琢磨着话该怎么讲。一扭脸，忽瞧见一幅贝雕古装人物画，心里马上有主意，便问关厂长：

“这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