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怎么办吧？”

伍海量见这个不曾深谈过的贺书记挺痛快，心里立时顺畅，说话也就非常爽快：

“办法我有，就怕行不通！”

贺这一听，反而来了劲头：

“你说说，什么办法。”

“这批彩蛋决不能叫外加工包赔。责任不在人家，只在我们厂。鸭蛋抽完蛋黄后，理应清洗三次。但工人们偷懒，图快，只洗一次。因为，抽蛋黄时，只能打一个眼儿……”

“我知道--”贺达说，“打两个眼儿，蛋壳里没有压力，蛋黄反而弄不出来。蛋壳洗净后，要用石膏把眼儿堵上，免得里边万一洗不净的蛋黄流出来变质。可是干活的人偷懒，想拿超额奖，洗一两遍就了事，石膏也不堵好，或者根本不堵……”

伍海量不由得抬眼望了望这个千净瘦弱、略显谨严的公司书记，心想这书记不是白吃饱。他怎么知道的？人家告诉他还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伍海量接过话说：“您说得对，工人们抽黄洗蛋时根本不管这一套；画画的只管画，其它一律不看。最后往玻璃盒装蛋时也没人提出来。问题可就出来了！”

“好了，你说该怎么办？”这个看上去挺沉得住气的书记突然显得性子很急。

这句话正中伍海量下怀，他说：

“返工！全体国画组一律投入返工。从各车间调出一部分人把彩蛋从盒里取出来洗净，再重新画。原先每人一天画三个，这次限定画六个。”

“噢？六个，画得出来吗？”贺达的眼镜片亮闪闪对着他。

“当然画得出来，画八个也行。”

“保质保量？”

“没问题！”这矬子很有把握。

“你对生产潜力的估计有没有出入？”

“我有根据。去年，国画组要去北京看法国绘画展，王魁说，每人必须一天干完两天的活才准去。结果当天下午四点钟每人都画了六个彩蛋，画得个个都比乎时好。现在国画组有三十五人，其它各组能画彩蛋的大约还有几个人。总共能有四十人，每天出二百四十个，一个月就出七千，顶多三个月就能画完。”

贺这象得到什么稀世的宝贝那样高兴，笑着说：

“真的？”

“我还能编？又不是蒲松龄。”

“这么说，外加工是多余的了？”

“您说得真对！根本就不需要外加工。关键在于自己不千，活儿堆在那里才找外加工呢！”

贺达听罢沉下脸，好象生谁的气，垂头沉默一小会儿，随后扬脸问伍海量：

“如果工人不肯干呢？”

“那就得宣布，不干不发工资。干多了提成给钱，但必须保证质量。这一下不单能干出两万，我看能干出三四万，厂里赚钱，工人也能多拿钱。工人们准干。您刚才问我生产潜力如何，如果拿眼一盯，处处都有潜力，人人都有潜力，整个社会更是有无穷的潜力。可是我们这套把自己卡得太死了，有潜力也用不上！”

“说得好：很好！”贺达激动得突然一下子站起来。冲动使他不能平静。他在屋里来回急步走着，边走边说：“这样干明明很好，为什么不这样干？彩蛋可以，羽毛贝雕可以，植绒浆印也可以．干部不干正事，不干公事，就辞掉他！你想，这样厂子一下子就会增添多大力量！本来就应当不劳动者不得食嘛！马克思也没讲过，哪个人可以不劳而获，或者不计劳动多少，报酬完全一样。如果不改变这种僵死的有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规定、章程，我们就只能当撞钟和尚，靠着惯性向前滑行，那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一个畸形的平等社会。一个社会如果处处封锁自己，不是处处解放自己，渐渐就没有活气。困难的是，几十年我们一成不变，连突破点都找不着，甚至担心突破，害怕突破。怕突破会出乱子。可是没有突破哪来的创造？马克思决不会希望社会变成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推动社会发展，就因为它的灵魂是不断革新的。”他看了一眼伍海量说，“拿你们厂来说，就要敢于这么干一下子。变！”他说得激动极了，晃动的眼镜片象风里没关严的两扇窗子，一闪一闪发光。

伍海量有些吃惊。这个看上去沉静文气的书生，居然能说出如此有气魄、有雄辩力量的话。这些话和自己心里积存已久的许多想法碰上了。心里的想法一旦受到外来的相同东西的撞击，当当发响，把他自己震动起来。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个工人嘴里，他最多只会有所感触地叹口气罢了。但这是出自公司书记之口。这只是他个人想法，还是上边有了什么新精神？小百姓要求再强烈也是空的。即便公司书记也是白搭，他有多大权力？他一个公司书记能改变一座大山似的整个社会的面貌？于是这矬子涌起一种渴望，他真希望更高的一层领导们也看到这些，顺乎国情民意，那么生活就会象大江那样翻滚起来，而且一泄千里，万阻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