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在这前后两楼中间，横插进一幢结结实实的两层小楼。这是厂里的办公楼。原先这里是篮球场，厂领导不管那群球迷们怎么恳求加吵闹，硬把篮球架子技走，盖了这座楼。其实后楼后边还有一块宽绰的空地，但把办公楼盖在两座生产大楼中间，干部们办事就方便些，坐在屋里透过窗子还能把前后两楼的一切动静尽收眼底。工人们称这座楼为“岗楼”。可是此时的情况相反，两座楼几十扇窗子后边都有一双双眼睛，直勾勾盯着“岗楼”有何异样，有何变化和可供猜测的蛛丝马迹。这“岗楼”就象被一群细心的侦察员紧紧又悄悄地包围住了一样。

人们把鼻尖在冰凉的玻璃上按瘪了，也没看出任何溪跷。大小干部们照样象平时那样在办公楼的门前进进出出。偶尔有两个干部在那楼前站着，凑着脸儿说几句悄悄话，这又不算什么，干部们一向喜欢这么说话。没有秘密干得还有什么劲！公司贺书记派来的工作组的三个成员自打进楼就没出来。他们已经来了五天，天天如此，不知他们在干嘛！有些与“岗楼”里的小干部们要好的工人，偷偷打听，也问不出一二。回答的话好象统一过口径：“我们也不知道，在搞调查吧！”这话和没说一样。

自打这八间房子分配的事闹到公司去，贺书记就派来三个人组成的临时工作组。工作组到厂当天就召开大会，宣布公司党委的三条决定：第一，原先一切分配方案立即作废；第二，工作组只做调查，不管分配，对外不接待；第三，全体职工安心生产，要相信公司和厂党委一定能妥善解决。

可是，在这之前，工人们并不知道什么分配方案。就因为分房的事一直门在罐里，私下又谣传这八间房子都叫头头们包了，大家才闹起来。工作组头天开了这会，大家心头一振，可拿眼一瞅派来的这老三位，心就凉半截，犯起嘀咕来。这三位是公司劳资科朱科长，保卫科韩科长和党委秘书谢灵。人称“超级蜘蛛”，上下左右到处牵丝拉网，到处有熟人，到处走得通，他能办到的事，别人连想也想不到。他们三人无论私为公，经常往厂里跑，与厂里的头头们不知互相串通办过多少事。尤其是朱科长，绰号“人贩子”，全公司职工调动和学生分配，都由他一手操办，随意摆布。在这工艺品总厂的后接干活，真是少有的干净清闲、玩玩弄弄的美差。每年夏天，轮到学生分配的时刻来临，局和公司头头们都拜托他，把各自亲的厚的送到这儿来。当然，厂里的头头们也就要利用自己把持的这个地利，和他搞点交易，不过这些事都在人不知鬼不觉时成交。那个保卫科的韩科长，人虽老实，脸上从不带笑，叫人猜不透。猜不透的事再加上猜不透的人，可就叫人不放心。自从这三位到厂后，每天上午来半天，中午不出楼，在；‘岗楼”里吃饭，不与外界接触。所用饭菜都是关厂长特意吩咐食堂小灶做的“工作饭”。吃过饭，没过多时，都由邢元开车送走了，不知回公司开会，还是回家。既然原先那分配方案别人没见过，谁又能保准这次方案不是原先那个方案？官官相护，利害相关，哪个头儿没便宜，肯去损害对自己有益的老关系？说得好听点：谁也得顾点人情。现在的人情不那么纯，里边包着利害。于是，立在前后两楼中间这幢门窗紧闭、悄无声息的“岗楼”，更给人一种神秘和不稳妥的感觉。可恨的是所有玻璃窗，都叫那些小干部们清闲时擦得锃亮，玻璃反光，反而看不进去。

上午十点钟，传达室的老龚头，去办公楼送热水，出来时提着一把高柄的绿铁壶，门口的地面明明很平，他竟象给什么绊一跤。由于各窗口都有人盯向办公楼，老龚头这一跤叫人看个满眼儿，摔得真不轻，一下子就象给火枪打中的野鸭扒在地上，手里抓着壶把儿，壶盖儿早滚出七八尺远。六十大几的人不死也够呛！站在院里的人都跑过去，料想老龚准摔增了。谁知老龚头没等人跑近，一翻身爬起来，满脸皱折里居然溢满了笑容，好象秋天的阳光照在一个干了皮的老南瓜上。他拍拍沾在前襟和膝头上的土，马上去抬那壶盖几。这一下，他不但没摔晕，反而挺高兴。别人问他摔伤没有，他笑哈哈地一个劲儿说：“不要紧，不要紧。”就赶紧乐不拢嘴地颠颠跑回传达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