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猜不准……猜不准就多听听，耳听为虚就用眼瞧。瞧哪儿？那儿，那边的办公楼！

全厂总共三座楼。前楼是旧厂房，做的是植线和浆印的床单、桌布、枕袋、头巾，多年来不变的老品种。单是这破旧杂乱的车间厂房就显出一副靠惯性缓缓运行的老态。一楼是植绒车间，从剪绒机里飞出的细小的绒毛，用风扇排不出去，就混在空气里；黑暗的地方看不见，光线里密密麻麻亮闪闪，好象牛毛小雨到处飘飞，十分吓人，工人们最容易得矽肺。上班时工人们一律象医院手术室里的医生护士，大口罩捂在脸上。逢到伏天夏日，嘴唇四周捂出一大团痱子，象吃了鱼虫子。年轻的姑娘们爱美而不肯戴口罩，得矽肺的多是她们。二楼和三楼都是喷花车间。一条长长的巨型桌案从车间这端通向另一端，几十名工人对面坐着，用喷枪把各色浆液喷在城花上，色雾也象绒毛那样乱飘，于是这二三楼就成了色彩世界。桌案上、衣服上、地上、墙上、手上、头发眼毛上全都花花绿绿，真象当今舞台上时髦的那种五颜六色、变来变去的灯光“效果”，有时弄到脸上就象戏里的小鬼儿。四楼上搞丝漏浆印，虽然看上去整齐得多了，人也少，可是制版房里喷漆稀料的味道专往人鼻眼儿里钻，再加上制版用料含着容易发挥的苯，引起苯中毒。厂里几次开会，大张旗鼓地叫喊要把绒毛、色雾和苯这“三害”从这座楼里清除出去；然而，不少头头似乎习惯了这种用“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凡是靠运动这股猛劲办不成的，过后反而无人过问。“三害”顽固地存在，厂里唯一能拿出的办法是每人每天两角钱“有毒作业补助”。没有补助倒也罢，这两角钱却引得人们去想：谁愿意为这两角钱找病？没病装病倒不错，可以到兰燕那里弄几天假，回家干点私事，但谁也不想真有病。人最大的福气莫过于有个硬梆梆、经得住折腾的好身体……这就是旧厂房全部内情了。楼梯走廊上全是绒毛、破布头和草绳。楼外的大篷里堆满没拆包的原料布匹和包装成捆的成品。看上去，这座楼就象一只正在装卸货物的破船。

这老厂房对面，竖着一幢漂亮的新厂房。红砖、青瓦、白水泥抹得见棱见角的窗户框，上下六层，十分爽眼。这是七年前厂里恢复工艺品生产时，外贸拨款资助盖起的一座新楼。厂里从旧厂房选出几十名年轻能干的工人--自然又都是与头头们有着各种各样瓜葛和裙带关系的人，分成三批，一批去营口学习羽毛画，一批去大连学习当地精熟的贝雕技艺，另一批人跟随重金请来的两位老画工学画粗糙而地道的仿古国画“苏州片子”。自从尼克松来中国，外国闹起中国热。从长城故宫到熊猫，以至泥胎的小花脸和月饼模子，一概惹得外国人眼珠发亮。一百年前，不少外国人靠着中国古董发财，外国人脑筋并不灵活，这次他们抱着原先那种旧成见和新的神秘感，竟把所有没见过的中国玩意儿，不分良莠都当做宝贝，这就使国内的工艺品厂发一笔洋财。这座楼也就应运而生，楼里生产的东西招人喜欢，它成了厂里向外炫耀的资本。不知哪来一个奇怪的逻辑：凡是唬住外国人的，也就唬住自己人。于是这楼里的工人们给人的感觉不一般了，个个身穿平平整整、没有皱折的白布大褂，手洁脸净，进进出出，比大医院的医生护士还神气。这帮人也算转运了！干着最轻的活儿，练的最拿人的本事，互相打趣还称什么“艺术家”！一幅画，动辄卖几百上千，等于喷花车间几十个工人千一天的。而且，这两年前楼植绒浆印的工艺陈旧，植绒不牢，浆印怕洗，砸了几家国内的老客户；广州那边的彩印床单图案新颖，价钱也便宜，不声不响地在广展上把和他们保持多年关系的外商全拉走了；多亏生产供销股长王魁生拉硬扯，拆东补西，使尽全身解数，才使前接的生产没垮下来。但是，究竟是一个月只有半个月的活，楼里三百号人只能慢慢腾腾地磨洋工，如果一努劲儿，跟着就没活可干，该睡大觉了；只能这样有气无力地维持，时赚时赔。这么一来，“后楼养前楼”的说法可就沉重地压在前楼工人们的身上了。两座楼一新一旧，一高一矮，遥遥相对。后楼好似一群高等精神贵族，前楼却象一伙吃闲饭的食客，脑袋也抬不起来。唉，什么时候才能翻身哪！

身子没翻过来，压在上边的东西竟然渐渐变轻了。市场的变化谁也控制不住，国际行情比邢元的脾气更没准儿。机灵的人象兔子到处都是，到处乱跑。你不动脑筋，人家的脑筋转得一刻不停。如今世界上以不变应万变的，大概只有宗教和古董。当外商看到中国工艺品变成热门货，一下子香港和台湾都干起来，善于模仿的日本人很快就把一些做工简单的中国工艺品制造得维妙维肖。不大会变化的工艺品总厂有限那点招数叫人偷去，它的高潮也就很快过去了。技术股长伍海量有些买卖眼光，看准彩蛋在国际市场上抬头，立刻叫国画组改画彩蛋，抓住了几家国外客户，才暂时撑住后楼这个撑得过大的摊子。谁料到，彩蛋出了漏子！两万个彩蛋在外贸仓库里，没等出口全长了霉。如果外贸叫厂方包赔，切关全厂工人利益的大问题就要马上临头--奖金没钱发了！两楼之间的气氛变得微妙又复杂了。幸好这两天，分房是件超级大事，暂时压住人们对它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