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东山弟兄三人，一个妹妹。他是老大，故此他并不老的时候，名字前面就被人们冠一“老”字。他父亲没给三个儿子留下几亩地，家境贫穷。父亲去世后，老东山在家不分黑夜白天种地干活，省出两个兄弟推小车跑烟台作买卖，把乡里的土产品运进城，换回生活用品再卖给乡下人，赚钱不少。在那些年月，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胶东地区自古有荒年靠东北输进高粱、大豆过活的传统。民国十几年的时候，胶东大荒年，老东山的两个兄弟结合一帮小商人，用木帆小风船，冒生命危险穿过渤海湾，用胶东特产梨、苹果、麻等物品，去东北换回高粱、大豆，以高价出售，大发其财。后来两个兄弟利欲熏心，又有了些资本，就带着家眷搬到大连经商。

就这样，老东山用兄弟赚回来的钱，买下好田三十多亩，山恋一大片，养上一条大骡子。老东山一家真是人畜两旺，喜庆满门。但好景不长，正当他准备着买土地盖幢大瓦房的时候，为争地边子和蒋子金打了一架。地主怀恨在心，串通南山里的土匪，绑了老东山的“票”。家里只好把存钱和独头骡子拿去换回了他的性命。人倒运真是祸不单行。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全东北，老东山的两个兄弟买卖倒行，卷席回胶东，不幸船遇强风骇浪，翻进沧海，全家葬身鱼腹。大弟弟的一个女孩淑娴，是自始跟伯父老东山生活的，幸免厄运。从此老东山的日子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此地来了八路军时，他已卖出八亩田地和二分之一的山峦了。

解放前，老东山每每想起这倒运的事，就心酸落泪。但自从来了八路军，他又庆幸倒了运好，不然自己的命运要和蒋子金那伙地主一样了，更是不上算。倒是老天有眼，使他老东山过着上不上下不下的中等日子，安然无恙，衣食不愁。从这个角度出发，老东山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比较了一番，从心里感到共产党好。共产党把地主搞垮了，穷人都有地种，有饭吃，不再受地主和官衙门的欺负压迫了。如今的社会风尚好，不象从前提心吊胆，有两个钱就怕有人暗算。自己遭过绑票，命都差点休了。现在就是开着门睡觉，把东西放在街上也不定有人偷。江任保夫妻那样的人毕竟是个别的，全村也不过一两家，也是些闭门即能防的小偷。共产党的公粮要得少，苛捐杂税更是没有，老东山的日子比过去又有了起色，不但没从身上往下割肉——卖地，还买下好地三亩有余。

老东山对共产党也有不满意的，那就是如今的麻烦事也不少，尤其是开这样会那样会，经常要出民工。虽然他心里也明白，没有这些不行，过去日本鬼子打不完，现在国民党反动派会打过来。进一步揭开，老东山的心意是，这些事做是应该做的，只是都要别人去做，和他自己没有关系，反正少他老东山一家，反动派该过不来还是过不来，该过来还是要过来。

不过在这不满意之中也有老东山满意的，因为共产党办事只动嘴不动手，讲究说服动员，要自愿。老东山牢牢抓住这一条；人人都办的，不办不行的事，比如纳公粮，出民工等等，老东山不反对，随波逐流地跟着干；另一些强调自愿的事，例如参加组织，不是非出席不可的会议，参军等等，老东山心里拿稳，嘴里咬定，就是不自愿。遇到这后一种场合，谁说他落后也好，顽固也好，他是泰然自若，置若罔闻，一概不理睬。他心想，反正进步、积极也不能当饭吃，顶衣穿，相反尽误工夫，要那些好听的干啥！照老东山看来，那些干部、民兵、积极分子不能说都有点傻，反正是在干吃亏的事。但对他们，自己也感到需要这些有点傻的人，不然他的庄稼被谁踩了，东西被西房邻居江任保夫妻偷了，找谁管呢？所以碰上分到自己头上的公差勤务，动员他家的人参加组织和出席会议时，老东山真有点恨他们；可是碰上用到他们的时候，心里也有好感。

老东山按照自己认定的人生哲理，指导全家的生活。两个儿子是干活能手，这也是他从小培养起来的。全家人没个念书的，理由是识字不能当饭顶衣且又误工夫。村里村外的狗屎、牛粪，几乎没有别人拾的份，全叫他父子包下了。老东山偶尔出去，手里拿着东西无暇带拾粪工具，路上遇见一摊粪便，他就用草包着放在什么地方；实在无法，有几次竟揣在怀里拿回家。他们家同外界来往很少，大门黑夜白日死闭着，门后还用链子拴着只灰色老狗。这狗已满十岁了。抗日战争时期为游击队活动方便，政府号召群众把狗打死，惟独老东山怎么动员也不自愿，几个火性子民兵闯进他家，要开枪打狗。老东山紧紧把狗搂在怀里，声言愿和狗一块挨枪弹。老东山把狗拴住道理有二：一是为守门，防备任保夫妻偷东西；二是省得狗跑出去把屎拉在外面被别人拾去。这两天村里到处轰轰着闹参军，老东山起始和往昔一样，闭着眼干活，不去理会。上次有人来动员他两个儿子去一个，他闭着眼睛听对方讲了半天道理，最后慢吞吞地问了一句：“自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