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叔说：“大牙他娘，你这人怎么这样死性？”

“大牙”是我的外号，这个外号太响亮了，把我的乳名“红星”和我的学名“马千里”都给盖住了。提起“大牙”没人不知道是我，提起“红星”和“马千里”，就没有几个人知道是我。

我母亲说：“他大叔，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哪有这码事？就算他奶奶喝了‘5248’，那也应该满口长牙，怎么单单长了两颗门牙？”

宋大叔说：“说你死性吧，你还反吵，你以为我不明白？我啥不明白？这叫社会，这叫政治，懂吗？政治！”

我母亲说：“不懂你们的这个政治！”

宋大叔说：“打个比方吧，一九五七年，谁不知道吃不饱？可谁要说吃不饱，马上就是个‘右派’！一九五八年，说一亩地能产一万斤麦子，谁不知道这是放屁？可谁敢说这是放屁，立马让你屁滚尿流！这样一说你就懂了吧？”

我母亲说：“懂了！”

宋大叔说：“大牙他娘你真是个明白人！”

我母亲说：“但是，他大叔，这么多人，天天像赶大集一样，惊得俺家的鸡也不下蛋了，猪也掉了膘。他奶奶的嘴也给弄得合不上了，喝点水就顺着嘴角往外流，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宋大叔说：“这个问题嘛，支部已经研究了，决定给你们家补贴三百斤玉米，让大牙去找王保管领就行了，就说是我说的。”

我母亲说：“三百斤是不是少点了？”

宋大叔说：“大牙他娘，可别得寸进尺！三百斤玉米，一个整劳力一年的口粮呢！”

用暂时的眼光看，祖母的门牙给我们家带来了好处，但祖母可吃尽了苦头。她每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得坐在墙根的向阳处，人来了她就得张开嘴巴，龇出门牙，让人观看。时间长了，口水就沿着她的嘴角流下来，把胸前的衣服都弄湿了。最讨厌的是那些人光看还不行，偏要追根刨底地问：

“大娘，您怎么想到要喝‘5248’？”

我祖母眯着沾满眵的老眼，反问：“什么？”

“‘5248’是什么味道？”

“什么？”

“您原来的门牙是怎么掉的？”

除了这句问话之外，我祖母一律用“什么？”来回答，好像她是个昏聩的老糊涂，但惟有这句话她回答得很清楚。

“您原来的门牙是怎么掉的？”

祖母猛地睁开眼睛，眼睛里放出幽幽的绿光，用绿光幽幽的眼睛盯住我母亲的脸，响亮地说：“是让我的孝顺儿媳一拳打掉的！”

于是，众人的目光便齐齐地射到我母亲的脸上。我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同受审的罪犯。

就因为那三百斤玉米，我母亲忍气吞声，把这场戏艰难地往下演着。

我到生产队的仓库里找到了王保管领玉米，王保管皮笑肉不笑地说：“大牙，你们家可真是好运气！白得了三百斤粮食！”

我把那三百斤玉米分两次扛回家。母亲长叹一声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们等于把你奶奶当猴耍了……”

我安慰她：“娘，不能这么说，这是政治需要！”

母亲解开麻袋，抓起一把玉米看看，说：“王保管这个杂种，尽给了些发霉的！装包时你就不看看？！”

“我去的时候他就把麻袋装好了。”

“这个杂种是眼红呢！”

“我找他算账去！”

母亲拦住我，说：“算了，咱们丢不起人了！”

因为天天接待参观者，母亲顾不上给猪打饲料，就挖了一瓢霉玉米倒进猪槽，顺便抓了几把撒给母鸡。

当天夜里，我们家的猪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