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大兴着水利基本建设，丹凤县一举上马了三个大的水库工程。回过头来看，那种人海战术的做法和1958年大炼钢铁一样，但，凡是了解中国农村的人又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环境也正是那时完成了改善。以至于邓小平时代开始，解放了生产力，农业得到大的发展，却与那基本生产环境的改造不无重大关系。棣花公社修建的是苗沟水库，离我们村10里路。第一批进入工地的全部是基干民兵，并且都以连队的组建形式分片施工。后来工地全线铺开，需要大量的劳力，公社给各生产大队分配了名额指标，各生产大队又把名额指标下达到了每个生产小队，三四千人的施工大军就呼呼啦啦拥上工地了。我没能去，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已失掉了当民兵的资格，而后生产队劳力紧张，也抗拒着完成上边分配的名额，我只能窝在村里。没有了活跃的年轻人，更没有了我暗恋的人，每日同老弱病残们在田地里劳动。我的生活无聊苦闷，常常一整天里不说一句话。邻村有个矮子，他比我还矮，人叫“勾子粗”，是说他吃稻皮子炒面时一次拉出的屎粗得像镢把。往常我是极看不上他的，碰见了，总问：“痔疮好了没？”他会瞪着眼睛恨我。可再没有了说话的人，我俩倒成朋友了。我真不明白我俩怎么就能成了朋友，一块去南山沟给猪寻草打糠，一块拿了镢头去条子沟浅山里挖树根疙瘩。他能吃苦，也肯帮我，在山上坡陡的地方，他总是先用镢头前边挖脚窝，自己踩着过去了，然后才让我过。帽山上有一户人家，屋后洼地里种着菜。我们去那里割草时免不了偷吃萝卜。一次被人家发现，放出狗来咬我们，他大声叫喊着要我跑，但我跑不快，眼看着要被狗撵上了，已经跑远了的他扬着镰刀又折回来，狗就扑倒了他，将腿咬伤。在白茅岭上砍柴，他带了碗口大一个饼子，我也带了碗口大一个饼子，饼子就揣在怀里，柴砍好了，我蹲在那里大便，一起身，怀里的饼子掉下来，竟滚动着直往粪便处去，眼看着就要碰着粪便了，饼子停下来。我捡起了饼子，吃不下去，他把他的饼子让我吃，而把我的饼子吃了，说：“我不嫌的，又没撞着屎！”他待我样样都好，但他是个没趣味的人，劳动毕了，他就坐在那里搓身上的泥垢，搓一个黑卷儿丢去，又搓一个黑卷儿丢去。我说：“人是女娲用土捏的，你会把自己搓小的！”他不知道女娲是谁。我说：“你连女娲造人的故事都不知道，你没上过中学？！”他羞愧地笑笑。我于是又说笑话给他听，他听得很认真，可我觉得他应该笑的时候他不笑，不该笑的时候他却笑了，使我顿失了再说笑话的兴趣。

“勾子粗”是我的劳动伙伴，不是说话的对应人，我就谋算着一定得去水库工地了！当比我小几岁的堂弟从工地回来取粮时，他讲了许许多多工地上热闹的事。比如宿舍的油毛毡棚是如何搭在沟底的；下雨天山坡上滚下石头，怎样把棚顶砸出一个洞来；几十人的大灶又怎样让不会做饭的人做饭；晚上的大探照灯照在坝基上一队一队比赛着打夯；而5天一次的文艺晚会一直从晚上演到夜里两点……我没有问那个她在没在水库，晚会上表演的是什么节目，我极想把心里的喜悦说给他，让他将一份喜悦扩大成两份喜悦。可他是长嘴男，我忍住了

，没有对他说。堂弟却提供了新的情报：各生产队都没按要求上足劳力，所以若去工地，工地上一定会接纳的。另外，工地指挥部的人到棣花民工连来希望推荐一名能写字的人去做宣传员，大伙儿没有字写得好的，有人提到了我……我不做声了，第二天找到了队长，提出去水库工地，队长不允许。又过了两天，天下起大雨，不能出工，又没处去串门，抱着头睡了一会儿，闷得要命，我就装了一口袋包谷糁，对父母说我要去水库呀！父母还没反应过来，我已出了门，一个人戴一顶破得没了帽沿的草帽走了。我好犟，好像与什么人赌气一样，全然没有考虑后果：工地上肯不肯接纳？队长会不会惩罚？父母又作如何想呢？我赶到了工地，民工午休起来快要开下午工了，但我还没有吃饭。堂弟领我去见了棣花民工连的负责人，又领我去灶上问还有没有剩饭？正好剩着一盆子糊汤面，我蹴在那里吃了三碗。民工连负责人问：“饱了没？”我说：“饱了。”他说我估摸你也该饱了！下午你就得掮石头呀，要不晚饭就没你的了！我点着头，去库房领取了劳动工具。工地上的规定是，每人每天必须从河滩或采石场掮三方石头到大坝上，方可以记一个10分工，然后在灶上吃饭——在灶上吃饭，国家给每人每月补贴15斤白面。我掮了一下午石头，累得黑水汗流，但我掮的不足一方，收工的号角一响，我坐在河滩里，浑身散架一般。贾塬村的高启对我说：“我考你个问题，世上啥最沉？”高启是个政治人才，在村时就和我的那个本族的哥争夺民兵连长的职务，两个人闹得水火不容。我说：“过秤的锤，棉花里的水，你的心，我的腿。”高启哈哈大笑，却说：“你的腿？就那麻杆子腿？”我说：“我这腿实在沉重得抬不起来啦！”晚上，我和堂弟搭铺睡在油毛毡工棚里。一夜风声雨声，声声烦心，我想这样下去我怕是不行的，我并不是冲着掮石头来的，我为的是能去指挥部搞宣传呀！第二天，堂弟就把我来了的消息告诉了指挥部宣传干事福印，然后就要我到指挥部门前那儿溜达着。我依计行事，在指挥部门口转了两圈，就伸了脖子看别人下棋。我爱下棋，观棋不语是不可能的，眼瞧着红方架了炮，准备跳马逼宫，黑方竟还只攻一个小卒，我就蹲下去替他走了一步，不想肩头上被重重地拍了一掌。扭过头来，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人，四方脸，红卫服，我说：“走得不对？”那人说：“你是不是叫贾平娃？”我的大名叫贾李平，是纪念在金盆村李家大院出生的。但乡下呼孩子爱挂一个字而加个娃的口语，我就一直被人叫小名叫到了十八九岁。我说：“嗯。”那人又说：“你写过大字？”我说：“在学校写过大字报，也写标语横幅。”那人拿眼睛久久地看着我，他一定怀疑我的回答，我又瘦又小，形象委琐。这时候，我的心还牵挂着汉楚河上，红方果然逼宫，黑方护士，黑方是不应该护士的，得紧急出将。我嘟囔了一句：“臭棋！”看见了不远处堂弟在给我使眼神，才猛地明白了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可能是指挥部的，立即又说道：“我搭梯子在商镇街道的墙上写过斗大的标语哩！”那人说：“是不是明早你到指挥部来吧，我叫张福印。”

这天夜里，是应该写上一笔的。我已经感觉到我会到指挥部去的，这将是我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以普通民工的身份睡在这里了！天黑又开始下雨，雨点在油毛毡棚上杂乱地响着。一盏灯吊在棚中的柱子上，无数的飞虫在纠缠。40多人睡在一起，有人在打扑克，有人在拉二胡，难听得像推碾子；更多的人躺下了，叽叽喳喳说话；有人就时不时张嘴出气，发着长声，似乎这一声会把骨骨节节里的疲乏能嘘出来似的，听着的人也感觉到了舒坦；有人让同铺的人帮捶打脊背，说往上往上，往左往左，然后是对对对的很舒服的哼哼，有人就说你是在日吗？哼哼得把人的都逗硬起来了！有人在放了很臭的屁；有人说着什么有人应了言，最后争论不休，突然翻脸，相互日娘捣老子地对骂起来。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到她，也没问堂弟她住在哪儿？从我们的工棚门口，可以看到水沟对面半坡处的另一个工棚，有男人和女人在棚前的灶口烧火，红堂堂的光里，他们在打情骂俏。我睡不着，拿起紧挨着我们铺位的一个姓雷的人枕头边的一本书翻起来。这一翻，竟一生都喜欢起了这本书。这本书没封面，也没了封底，揉搓得四角都起了毛，但里边的文章吸引了我，竟一气看了十几页。几年后我上了大学，一天，见同宿舍的同学拿了一本书，名叫《白洋淀纪事》。翻读了几页，大吃一惊：我在水库工地读的就是这本书！那天晚上，我读到了十几页，突然觉得被窝那边凉飕飕的，似乎还有什么在动，用脚一挑被子，天呀，一条蛇就盘在那里！我吓得跳了起来。全工棚的人都跑过来，他们要砸死那条蛇，尤其拉二胡的那个，叫嚷着剥了皮可以做二胡音箱。我没让砸，而是要堂弟用棍子挑了甩到工棚外的水沟里去了。我是怕蛇的，但我不害蛇，因为我属龙，龙蛇是一类，何况母亲告诉我，她怀上我的时候，梦见一条大蛇缠住了她的腰。而在一年前我去牛头岭上翻红薯蔓子，拔下了一些猪爱吃的草，就拢成一小捆放在地头，放工后我是将草捆儿像围巾一样搭在脖子上回的家。将草捆从脖子上取下来扔给了猪，草捆里竟爬出一条小彩花蛇。这第二次与蛇遭遇，使我那个夜里不敢睡，后来把铺移到棚中的柱子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