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非常冷的下午，天阴着，还零星地飘着雪花。母亲在家焦急地等待消息，一听完我见父亲的经过，她的心口疼病就犯了。母亲一直害心口疼病，每次疼起来就头在炕上犁地一样地乱撞。我和弟弟在那一晚上迅速地长大成人了，我们忙着去喊几个婶娘，来给母亲请医生，说宽心话；又给年幼的妹妹做饭，安顿睡觉。母亲的疼痛在后半夜渐渐缓解下来，我和弟弟还守着一盆炭火坐在另一间小屋里说话。我警告弟弟：“父亲不在，母亲又病了，你一定要在外不得生事，回家里多干活！”弟弟点着头，却告诉我，下午他听从茶坊村来的一个人说，父亲在学习班被绑了吊起来拷打。拷打的人就是棣花中街的某某某的亲戚，住在茶坊村，会开手扶拖拉机，是个大麻子。我立即想起在两岭小学院子里见到的那个麻子脸，诅咒他不得好死，上山被狼吃，下河滚长江！

对于大麻子的仇恨，我和弟弟是记了相当久的年月，但我们最终没有报复，因为待父亲平反后，我又考上了大学，一家人的日子蓬蓬勃勃旺起来，倒觉得报复这么一个狗样的小人已没有了意思。“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之后，社会在清算“四人帮”的流毒，许多在当年殴打人的人开始忏悔，主动地向被殴打者致歉谢罪。弟弟从老家来了信，谈到大麻子并没有来给父亲说一句还算过得去的话。直到5年前，他来信还说这件事，显得耿耿于怀。我在回信里，讲了一件我的一个在西安工作的朋友的故事。那位朋友在某次运动中仅仅上街游行过一次，清查时名单报到了有关部门，负责清查的一位小处长却不相信我的朋友仅仅是游行一次，要她交待是否煽动过别人？是否上街讲演过？她当然否认，小处长竟一个耳光拍在她的脸上。这一个耳光使她仇恨了他，不久她的问题得到落实，确实仅仅去游行了一次，宣布无事，但她就是咽不下挨了一个耳光的气。恰在这时，小处长生病住院，查出患了癌，并已扩散，她听了偏去了医院探视。小处长已经奄奄一息了，瞧见了她，说：“我估计你会来的，你来要看我的下场的。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向你道歉，不该打你……”他说完这句话，我的朋友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倒觉得自己太那个了，俯下身去为他掖掖被单，安慰他什么也不要想了，好好养病。后来，小处长去世了，我的朋友特意买来花圈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次学习班后，父亲可以十天半月回家一次，每次回来，造反派要求他必须戴写着“黑帮”字样的白袖筒。父亲就在进村前偷偷地把白袖筒摘下，将草帽低低地压在额前。然后回校时，走出了村口，又把白袖筒戴上。到了秋天，已经穿夹袄了，我同一群妇女在牛头岭上的地里拔白菜。一个夏天没有落雨，白菜长得又黄又小，生满小黑腻虫。但大家还都盼望着能分到这批白菜，说洗不净那小黑腻虫，全当是吃没骨头的肉吧。拔下的白菜还没分到我家，看见岭下的公路上有3个人走过，前边的似乎是父亲，后边的两个人认不得，好像背着枪。我正疑惑，本族的一个婶子慌慌张张地从岭下小路上跑来，悄声对我说：“你大大回来了！”我们把父亲都叫大大的。我看着她，紧张得没有说话，婶子又说：“你大大被开除回来了！”我转身就往家跑，脚上的一双鞋同料浆石一块踢飞了。跑回家，父亲已经躺在炕上，一见我，竟“哇”地哭了：“我把我娃害了！我把我娃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出声地哭。对于我，他是从来都寄以厚望的，即使高中大学都停办了，我初中毕业回了乡，他仍觉得我不是平地卧的人，总有一天要发达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在那个讲政治讲出身的年代里，我将坏在他的手里，永无出头之日啦！我站在炕前，和父亲一起哭，我并没有像父亲那样想得那么多，只是可怜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