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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胡秉宸还会在革命的道路上，与二房一名“败类”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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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秉宸参加革命不如说是偶然。其实很多看似非常重大的事情，大部分出于偶然。

彼时学校里已常见传单，各路政治小组也很多，他却没有参加一个。就连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党，他也不太信服，总觉得辛亥革命时孙先生并不在中国，所以也不能算完全是他领导的，和后来的长征一样，相当偶然。

偶尔参加一下要求抗日的游行，在国民党市政府门口坐一夜，迷迷糊糊打会儿瞌睡，也没见市政府说出个所以，不过国民党从来没敢开枪。

闹了一阵，各大学就派代表去南京请愿。胡秉宸没有去。正像胥德章说的，他在学校根本不是活跃分子，可能因为对那些忽然站起来喊个什么口号的行为，抱有非常不敬的想法。

南京请愿没有结果，一九三六年又出来个西安事变。

时局紧迫，何去何从，摆在了每个大学的面前。校方广泛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

品学兼优、全校闻名的胡秉宸，自然在列。就像抗战胜利后，林伯渠老在毛、蒋二人谈判裁军问题前，就此在周公馆召集会议，统一认识，征求意见也召集胡秉宸一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胡秉宸总是那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似乎就是为风口浪尖而生的。

在校方召开的会议上，他同样慷慨陈词，认为应该迁校内地。

可是在校方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他未在邀请之列，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在会议室外窃听。

这一次窃听，既展现了他日后领导地下工作的卓越潜质，也显示出他不甚平实的倾向。

于是，他抢先在布告栏里张贴了一个声明，说是校方不准备迁往内地，对此他表示坚决反，对，并像欧洲那些大学的学生一样，在声明上写上了自己的学号。

到底是隔墙之耳，胡秉宸难免听错，事实是校方决定迁校。校方对此未置一词，胡秉宸倒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避错对问题一走了之；或承认自己听错，跟着学校迁往内地，继续完成余下的学业。

其时，他还有半年即可毕业。

考虑再三，他决定当兵。倒不一定是面子问题，当时东北、华北、华东已经沦陷，很快也要打进国都南京，中国如果再不奋起抗战，很快就要亡国。他的工业救国梦也不可能实现，不打走日本人什么也说不上。

所有正直青年都不再观望，却没有当兵救国的概念，一说打仗，就好像是农民抓壮丁，根本不是他们的事。特别在大学这种比较保守的学校，学生们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和国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加抗日的出路不外两条，或参加蒋介石的军队，或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胡秉宸选择了共产党。

当胡秉宸在学校里宣布投笔从戎的消息时，就像他那张揭露校方不想迁往内地的布告，再次震动了全校。

因为没有一个学生不珍惜大学的学位。他们在这个大学得到的学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律承认，毕业后再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八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的经济效益也很诱人，其他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元，大学的毕业生每月可以拿六十元，并且没有失业一说。

父亲是个喜怒不形诸颜色的人，既然他不告诉父亲到哪里去，父亲也就没问，不过猜想他是要到延安去。沦陷时期，父亲通过银行的老人转过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日本人抓共产党抓得很厉害，让他千万别回来。据他所知，日本人还多次让他那个留学日本的公子哥儿父亲出面参政，父亲却坚决不肯出山。

一别经年，后来他都不知道父亲于哪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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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想起大学三年级那个寒假的晚上，难得与父亲同时坐在起居室里。也许是起居室的暖意，让那个冬日的夜晚显得很有家居的温馨，父亲突然让他到书房拿来纸笔。一向和儿子们很少交谈的父亲，这个举动让胡秉宸有点受宠若惊。不过他也像父亲一样，不大形之于色。

父亲跷着裤线笔直的二郎腿，脚上着了双优质英国皮鞋，身上自然也是一袭来自英国的吸烟袍。几乎是沉着脸，在手边那张线条简约的明代小茶几上，按照自己独创的一套方式，推算起胡秉宸的生辰八字。

那时父亲只从英国购进服饰，三十年代中国上层人物的服饰，还是英国人的一统天下；意大利服饰还要等上五十年，才能在世界上称雄称霸。

对于时尚，胡秉宸有一种自学成才的天赋，这有一点像女人。比如父亲从没带胡秉宸去过网球俱乐部，他的网球技艺却是打遍全校无敌手。当然也不能说胡秉宸在衣着方面的品位、苛求与父亲毫无关联，包括他爱女人也被无数女人所爱的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