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包天剑和顾秋水自动脱离东北军的时候，并不知道一个震惊中外并将载人史册的事件，正在张学良将军的官邸酝酿。一年以后，应得田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参与了活捉蒋介石的一幕。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很快达成协议，并建立起第二次合作关系，形成抗日联合阵线，可是发动这一事件的主角张学良却成了阶下囚。正是这个应得田，为营救张学良四处奔走，不知与东北军将领开了多少会，说服这个，说服那个……而他本人，说起来也算是为西安事变尽过大力的人，却进退无门。

蒋介石既然杀不了张学良，就一定要抓住应得田和在临潼华清池山坡上活捉他的孙铭九，格杀勿沦。

应孙二人与东北军一个团长，带着一团队伍打算去陕北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当时就在西安，担心影响刚刚建成的统一战线，左右为难，踌躇再三，最后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便收容这两棵招风的树。

不知道留过洋的应得田，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再度出洋那条路?

可能没有了经济来源。应得田跑回北平隐蔽下来，有时到国立图书馆看看书，以排遣无着无落的时日，可是没多久，经济来源就有了问题，不是一般的有问题，而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他和孙铭九不得不去投奔在汪伪政权任军政部长的东北军老关系鲍文岳。孙铭九得到汪伪政权下一个地区专员的职务，应得田得到某省民政厅长的职务。这口饭也太大了，可是这个官至张学良前政治部少将主任的人如何安排是好?中国人对官职的敬意古已有之，既然工龄都能累计，就不要说是官龄了。没想到两三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鲍文岳也没得好死，他们二人自然以汉奸论处。

应得田后来非常后悔，他老是想：要是再坚持两三个月……

在美国的留洋生涯，并没有让应得田彻底改变东北军的习气，贫困也使他失去了昔日的远大目光，他在投奔鲍文岳的时候，只想靠东北军的江湖义气，找口饭吃。

不过西安事变那一段昂扬的日子，在后来惨淡的日子里，一直是他的安慰。他老是想：一个人一辈子能有这样一番经历，值了。一九五二年，顾秋水和应得田在北京街头相遇，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沦落到穿件老头乐(现在叫做T恤衫)和一条中式缅裆大裤衩的人；就是当年那个文质彬彬的应得田。让他好一阵感叹世态炎凉、时过境迁。

应得田虽在西安事变中有过那样一份贡献，可是为了一日饭，又在汪伪政权下当过某省民政厅长。西安事变后对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大有意见，手下人还杀了主张释放蒋介石的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这样一个经历复杂、大反大正的人，哪个单位敢安排他的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顾秋水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帮助，不过也只限于混口饭吃。

后来听说他找了几趟周恩来，才得到一个闲职。对于这个闲职；他看得很重，也很认真，准时上下班，每个星期天都留在办公室里学习《毛选》，总是对顾秋水说：“东北军搞了多少年也没搞成功的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却搞成功啦。”

那时离全民挥舞红宝书的日子还有几年，可见他是真的拥护共产党。顾秋水想起多年前应得田写给包天剑的那张回执，对包天剑那种人也能一笔一画写回执的人，是不会装假的。

顾秋水虽然没有应得田看得那么远大，但也有同感，“旧社会很多人没饭吃，包括我在内。谁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可是共产党解决了，所以我拥护共产党，这叫吃谁向谁，没共产党我什么也不是。要是不解放，什么前途都没有，解放前夕我闹到靠赌博为生，反正也不贪大，总能控制住自己，小赢，够吃饭就行了。让我出苦力、做小买卖，又吃不了苦，不论干什么，一吃苦就撒手了。所以天生是个当奴才的料子，明知跟着包天剑是当奴才，还是跟下去。”

共产党却似乎不太在意他们的拥护，他们的拥护就有了点单相思的意思。

应得田本来说话就慎重，后来话更少，只是在六四年上演大歌舞《东方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歌重又流行起来的时候，他的话才多了一点。一听见那首歌，应得田就会对人提起张学良的一些旧事。

“文化大革命”，顾秋水被驱出北京之前，到应得田家里告别，才知道他已病人膏盲，孤零零地睡在过道里的一张小铁床上，可还不知道是什么病，当然，那时根本谈不到去医院诊治。后来结婚的老婆早己和他划清界限，而顾秋水也得限时限晌离开北京，至于医院，也未必接受他这样一个病人。

他病得几乎不能动，却挣扎着爬起来和顾秋水握了握手。顾秋水也不能多说什么，他们只能相对无言，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