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你非得给我改过来不可。”他坚持道。既然胡秉宸这样多虑，对她也肯定戒备有加，她又何必多事地替他承担这份重任?便推托道：“明天我就要上飞机了，行李还没收拾呢。”

“我就是要赶在你走之前把它打好，带到国外。用你那个洋女婿的名义——千万不要用你女儿的名义，不然有关部门一查还会查到我的头上——想办法把这部书出版，再让他发回国内。那样，谁也不会想到这部书是我写的了。”

吴为惊悚地停下打字，这个算盘打得实在太精，也太无情无义了。

即便禅月已经不是中国国籍，即便胡秉宸认定这部书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胡秉宸也不能这样坑害她的家人。她心中暗暗对女婿说：亲爱的，亲爱的，你万万不会想到，在遥远的中国，有一个你永远不可能一见的男人，就这样地打上了你的主意。也不能说胡秉宸是坑害她的家人，她难道不是他亲爱的妻吗?她的家人不也就是他的家人?她的女婿不也是他的女婿?他们共同的家人、女婿，怎么就不该为岳父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贡献自己呢?

正在她忧心忡忡，不知如何为女婿逃过这个暗算的时候，她想起了茹风的谆谆教导：无论胡秉宸怎样打磨、修理她，在飞机起飞、远走他乡之前，都必须隐忍，否则就无法逃出他蓄意制造的离婚谋略。

胡秉宸早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和白帆“梅开二度”。小保姆说她常常听见胡秉宸和白帆在电话里讨论如何另外申请一套房子，准备搬家。吴为不信，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给白帆打电话?”

小保姆说：“她的电话号码里肯定有三个挨着的‘1’，那三个‘1’拨起来声音很短，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不信你查查她的电话号码。”

她一查，果然有三个挨着的“1”。

胡秉宸常常对吴为说：“我这一生有过多少千钧一发、独人虎穴的时刻，可都没有被国民党抓住，原因是严格。”

她对小保姆的智商大为惊讶，又暗笑胡秉宸这个资深的“老克格勃”，却让一个小保姆轻而易举地破译。

如果不是小保姆的智商让人惊讶，就是胡秉宸对吴为已经到了简直不必隐晦、正大光明地拿她不当事的地步了。就是这样，很长时间内吴为也没有开窍，还高兴地说：“可能他们为芙蓉申请房子，准备她结婚用吧。”

芙蓉一直在等一个有妇之夫，虽然从二十岁等到四十多岁，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也还是可喜可贺。小保姆的判断是正确的，胡秉宸和白帆不愿住在胡秉宸和吴为住过的房子里，新人、旧人地换来换去，难免不招致左邻右舍的议论。

吴为的不肯人彀、不肯提供方便，让急于离婚又不肯承担责任的胡秉宸恼恨在心又不便直说，只好加紧制造离婚借口。他相信，逼到吴为受不了的时候，自然就会先张开嘴。所以他在制造离婚借口时，难免掺杂着泄恨、报复的残忍。但也不能因此指责他对吴为心太狠，哪个急于离婚的人受得了无穷无尽的等待?想当初，胡秉宸不也为了吴为，这样对待过白帆?这叫一报还一报，吴为没什么可说的?

到了后来，吴为总算明白他们这一场婚姻到了头，町她还是说：“你和白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搬到一起住，我也是一个没看见，但是离婚没门儿!”吴为不同意离婚，并非完全出于对胡秉宸的爱恋，而是明白，一旦同意离婚，她就会因为比胡秉宸年轻、有钱，因为那道德败坏的“前科”，掉人一个已经设计好的陷阱。只有她掉人那个陷阱，胡秉宸和白帆才可以从容地面对社会舆论。

当然，她最后还是让一生中桩桩件件都能如愿以偿的胡秉宸，如愿以偿地和她离了婚，根据已往的经验，如果不听从胡秉宸的旨意修改文件名，他准会生发出一个让她明天不能按时启程的主意。好比那年去国外领取一个文学奖，他就假装生病发烧，使她几乎不能成行。

吴为对胡秉宸的坑害只好佯作不解，继续推托，“我实在太忙了，能不能让芙蓉替你打?她那里还有一台电脑。”“不，这对芙蓉太危险了。”胡秉宸不容分说地拒绝了她的请求。

多少次她都想冲口而出：“难道对我就没有危险?”可她必须隐忍。再说，她怎么好意思和自己的丈夫“刺刀见红”?

何况这还谈不上危险。要是真有危险，不要说在她和芙蓉之间做个抉择，就是在她和他之间做个抉择，恐怕也得先把她推出去卖了。做了多年“宰相门中的媳妇和二晶侍郎夫人”的吴为，仍然是俗人一个，这种时刻，更是不能，免俗地算计起来——当年为使胡秉宸免于对手的倾轧，为他担待了多少罪名，遭受了多少迫害?

难道这就是他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