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她在认出我之前，向我讨钱时，不正是向我寻求施舍？

“算借的，将来还，行吗？人生无处不相逢，早晚还会碰面的。”

我说得很诚恳。拿出四十元钱递给她。

她犹豫半天，好象在决定做一件分外艰难的事。然后慢吞吞地、艰难地、尴尬地向我张开手，接过钱，同时给我一个目光。我真不愿意看见一个好强的人给我这样的目光。

这姐弟俩去了。我站在车站广场上目送他们。入夜的冬天分外寒冷，她紧紧搂着弟弟。我瞧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涌出要去保护一个困苦女子的男性所特有的感情。

在对她的回忆的相册里，有几页是空白的。没有她的形象，影子也没有。自从那次在车站不寻常的邂逅之后，我就办理了随同父亲“遣返”的手续，迁居淮安乡下，为了在有病的父母身边尽尽孝心。世界不要他们，唯我能给他们安慰。我在穷乡僻壤中苦苦求生尚且艰难，谁又知简家姐弟俩在遥远而寒冷的边陲怎样生活？那时代，生活给每个人留下的空间极其狭小，并在这小空间里加上十足的压力。使人只能顾及周围那么一点点攸关切身利害的事情。我仅仅在一次翻动书箱时，无意中从一本旧书中间发现一页剪报，就是我当年为简梅写的采访《键盘上的希望》。如今这希望已经被现实撞得粉碎。当然它只是那时被消灭的无数的大大小小希望中最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她此刻正在生活的键盘最低一组的琴键上挣扎吧！我想。那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待我又一次见到她时，十年沉重的岁月过去了．

想到这次，我的眼睛一亮，耳边竟然响起一片暄啸和狂喊，这是天安门广场上怒不可遏、火山进发般的呼吼，还是苦尽甘来、令人悲喜交流的十月里的欢叫？喊呀，叫呀，挥舞拳头呀，五色的彩带漫天飞舞呀，不！我从记忆的深井里跳出来一看，原来是面前的电视屏幕变了画面。刚才那部影片早已演完，正在播放一场英国人喜爱的异常激烈的橄榄球比赛的录相。呼喊、挥拳、抛掷彩带，都是球迷们的狂闹。

我起来“啪”地把电视关了，灯也闭了。一片漆黑包围着我。但是，黑，有时并不能使人闭上眼睛，反而叫人张大瞳孔努力把里边存藏的东西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