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

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扑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赶迁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

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