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纸荒唐言

——摘自《红楼梦》

近几年来，我的生活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事与愿违。这一次又是如此。本来是想拒绝和她有管与被管之外的来往的，可是现在还非要设法和她建立某种暧昧的关系不可了；本来是已经生死置之度外，听天由命的，可是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却又有生的留恋，非要积极地去求得解脱不可……老秦对我的动员，尽管有点似是而非，可我也无法反驳他。那的确是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经验，有时，我觉得他真是个梅菲斯特斐勒司，虽然会引诱我去犯罪，但却给我开了新的思路。他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概念用到生活实际中去，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我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奇怪的是：自那天我答应老秦去试一试以后，就被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紧紧抓住。基本上，我还是认为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的时候，搞不允许做的事是犯法犯罪，对她来说更是不正当的，可是这种犯罪感却会成为一种刺激，激起在刘俊这些人手下既恐惧而又不甘俯首帖耳的反抗性和报复欲。这种情绪使我兴奋不已，甚至缓冲了我悼念母亲的悲痛。

但是，这几天我找不到和她谈话的机会。这种话。又不是出工、收工时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虽然我弯着腰在水田薅草，她就坐在渠堤上乘荫纳凉，而咫尺天涯，我只能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接受她脉脉含情的目光。

一天中午收工回来，小顺子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小道消息：因为现在“犯人”

都和大队在一起干活，看守用不了那么多人，稻田薅草任务又很紧张，连队准备撤下全部女战士，再把王富海派来看押我们。

“……哥儿们还告诉我，”小顺子又说，“这些天连里是因为受了灾，又抢着薅草，没工夫整咱们。等秋收一罢，妈妈的！连里就开始一个个收拾咱们了。咱们大家都当心点，妈妈的！该写遗嘱的就写遗嘱吧……”小顺子虽然不出工，也没挨过打，可他总自觉地把他划在我们一起。

下午出工，走在路上，老秦对我说：“这事再不能拖了，现在，第一步，你必须扯着她，叫她设法赖在‘学习班’看我们。她要是一调走，这事就弄不成了。”

我思忖了一下，就装着系凉鞋的袢子，蹲在队列外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怎样？听说你们女战士都要撤换下去。”他俩走上来，我插在“多事先生”

和她之间。

“就是。”她向我嫣然一笑，“你着急啥？”

“你能不能争取留在这里看我们？”

“你放心吧。”她在我身后说，“我都说好了，不会把我撤下去的。明天灌玉米地的水，我让连里派我领你和这个疯子去。明天我把那个本子给你看。”

第二天早晨出工，果然，除了她，别的女战士都撤下去了；王富海又走马上任。

我们呼完口号，她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队列，押我们到玉米地，其他人由王富海押到水稻田。

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矿物质和羊粪，等于给田野施了一次肥，玉米长得黝黑茁壮，顶端都抽出了粉红色的花穗。宽大的叶片在晨风中抖掉了晶莹的露水，发出一片柔和而欢快的飒飒声。渠堤和沟沿上，长满肥嫩的猪耳菜、碧绿的野薄荷和高大茂密的艾蒿，清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沁人的清香和一股好闻的苦味。

“快！给你。你钻进玉米地里去看。”还没开始干活，她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夹在《毛主席语录》里塞给我，然后押着“多事先生”去渠口开水管。

我急忙钻进青纱帐。一看，这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封面上写着“一百个怎么办”的油印小册子，翻开来，里面写着“受了批评怎么办？”“看到同志有缺点怎么办？”“在荣誉面前怎么办？”“工作不容易展开怎么办？”“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冲突怎么办？”等等，整一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注明《毛主席语录》里的页码。原来这是一种对号入座，“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语录》的辅导材料。

我失望地把小本子一合，又怀疑她是在戏弄我，但转念一想，她知识浅薄，大概真的把这种学习方法看得非常奇妙，以为我会在这里面寻找到解救自己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