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来到王元化、张可老师的家里。张可老师只忙着端茶、送点心，而王元化先生则几乎没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谈起了刚刚发表不久的李泽厚的《论严复》，又联系到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这种不羼水分的学术性谈话出现在家庭里稍稍显得有点沉闷，张可老师坐在一边听了一会儿就笑着嗔怪起来：“人家那么远的路赶来，一下子谈得那么严肃！”待到吃饭了，张可老师始终在忙着给我夹菜添饭，连王元化先生也觉得过分了，一次次说：“让秋雨自己来，让秋雨自己来。”但是每次吃饭，我总觉得他们饭量太小，而我的饭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中风。送到医院，情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陶大哭，这位多灾多难的学者一遍遍呼喊：“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他当时还没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此时的张可老师，虽已摆脱病危，却像换了一个人。

王元化参加工作后越来越忙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逗留了。张可老师几十年来早已习惯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现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总想抽时间陪她。那年在庐山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元化应该到会，他却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一大半稿费，在庐山租了一间房子，把张可老师接去了，乘机让她在那里疗养。我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他们的那间房子去拜访，发现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难真正休养。一天，与会代表分乘几辆客车在山间游玩，其中有两辆翻了车，消息传到张可老师耳朵里，她居然起身来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见一人问一人：“余秋雨死了没有？余秋雨死了没有？”

那两辆翻了的车，也只是部分人受了点轻伤，而我那天根本没有出游。当我知道张可老师对我的问讯之后实在有点吃惊，一是被一位病人的关爱所感动，二是觉得若在她生病之前，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绝不会用这样简单直拔的句子问话。

六

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经有四个同学去世，每次追悼会，同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

是什么机缘把我们拉在一起的，这已经变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到中学来游说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位老师，说：“我的大半辈子都被你骗过来了。”他一笑：“骗来一位院长，值。”其实岂止骗来我这位院长，现任院长荣广润教授，戏剧文学系主任丁罗男教授，以及图书馆的吕兆康馆长，都是从我们这个小小班级走出来的。同学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杂志《收获》，而她所承担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维护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忆录中曾用感念的笔触提起我们这个班级，想当年，只要听到武康路老人家里有事，班级同学就一人一辆自行车呼的一声去了。风风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学负责着《萌芽》杂志，她也要承担照顾家中劳累一生的文化长者的任务。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荐来的曲信光同学，虽然身体不好却勤于教育，亲自培养出了著名剧作家宗福先、马中骏、贾鸿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试，我问一位考生，你最喜欢的当代剧作家是谁？考生回答是马中骏。我又问，你知道马中骏先生的剧作教师是谁？考生摇头，我得意地告诉他：“是本教师的同班同学，姓名暂时保密。”

是的，连我们的学生也已经如此像模像样，我们确实都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