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么办呢？

我对前景并不悲观。目前报刊间的这种颠倒文化品位的嘈杂之声，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厌烦，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它们被遗弃的时日已经不远了。不久前我在与孙绍振先生的通信中曾经提到，目前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已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快车道，进人规范明确的标准化运行，而文化界的很多部位，近似高速公路桥墩下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拥塞旧街，了无规则，人车共道，叫卖声声，斯文扫地，但是越杂乱越标志着根本性变革的临近。会出现一些真正堪称重要的批评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一定会有大作品的出现，而大作品本身就有整顿秩序的功能。

你所看到的混乱，是大作品出现前的混乱。这种混乱会不会埋没大作品呢？不会，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会反过来埋没混乱。

那么，不妨宽下心来，把你不愿看到的一切，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的浅薄的自嘲、不太有趣的幽默？

按你的年龄，你会在中华文化领域看到让你兴奋的景象的。对此，我已作过不少分析和推断，有把握。

余秋雨

十一

来信

余教授：

我看到一些报刊在谈到您时，常常会表达出一种遗憾，觉得您作为一个学者，与电视太亲近了，并由此引起反复讨论。这事在我们学生宿舍里也引起争论，多数同学认为现代文化没有必要拒绝传媒，但也有一些同学同意报刊上的那种意见，认为学者还是集中精力钻研学问为好。我很想听听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没有时间详谈，只须告诉我，是您对电视台的邀请盛情难却，还是本来就有主动性？

王丽宙

回信

丽富：

是我本来就有主动性。

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过于亲近电视，安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完全是好意。但是，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道，电视文化正恰是我“自己的学问”，而且是学术主业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点的专业科目。我不能因为写了几篇散文，就要放弃我的学术主业。一个木匠空下来时也能炒几个菜，但不能因此而说他干木匠活是不务正业。我亲近电视，就是木匠亲近他的墨线锯刨。

但是，我倒由此想到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为什么我们文化界一想到学问，便立即产生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几乎不会想到诸如电视文化这样的领域呢？

二，如果不以电视文化为专业的其他学者，在电视上做了几次谈话节目，算不算不务正业呢？

三，为什么我们欧美学术界的同道们频频上电视，不仅欧美的观众没意见，连我们中国观众也没有非议呢？“中国学者”，在学术形象上与国际同行相比，有什么特殊需要遵守的规矩？

这几个问题虽小，却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华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几处要害，想想很有意思。我还会多想想，谢谢你来信的启发。

余秋雨

十二

来信

余教授：

读了您的《遥远的绝响》，我深感共鸣。

世俗太污浊了，为此，同流合污成了中国文化人最大的耻辱。魏晋名士的高责，正在于他们抵抗流俗，保持着纯洁的孤独。宁肯独自打铁，宁肯单车漫游，宁肯呜啸山林，宁肯放声大哭，却不肯降低自己、贬损自己、耗散自己。

你把他们的生态方式、心理走势和生死意向，写得那么简洁、明白而富有诗意，令人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