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一直在这样做。我不喜欢热闹，历来惯于独行。我静静地想着自己崇拜的那个角落，却不会去争夺。夜晚，我会关掉电灯，点上蜡烛，让月光照着我买来的一小丛文竹，凝视两三个小时。我觉得这种意境真好，由此，更厌烦街市间的车来人往了。

但我周围的人都说我过于清高，拒人于千里之外。清高就清高吧，拒人就拒人吧，我不在乎。不清高，不拒人，哪还有我？

我的这些想法与做法，你赞成吗？我从不以这样的问题问人，今天特殊，轻声动问《遥远的绝响》的作者。不答也可，就像那啸。

赵钦素

回信

钦素：

我不赞成你的心理方式和生活方式。

因此我要回啸了，请你聆听。

古人所说的同流合污，并不是指与世俗社会的沟通。世俗社会就像大海，有污浊、有杂质、有凶险，但正是它的容量，它的运动状态，使它产生巨大的能量，给地球上的生命以多方面的关顾。你有一个纯净无波的小池塘，但对不起，它无论如何无法构成对大海的对峙和反拨。

魏晋名士的魁力，不在于离群索居、傲视众生。这事说来话长，此处不作评论，但有一点可能是定律：任何傲视众生的人都谈不上魅力，魁力在于交流，在于发射，在于广泛地被接受。未曾交流、不被接受的魁力，不叫魁力。

我希望你能与世俗社会和解，不要始终对门外板着脸，门外的风景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丑陋。

月亮升起了，何必只凭蜡烛，去长久凝视昏暗中的文竹？这实在有点单调，一再重复又有点做作。夜间最美的是什么？依我看，除了月亮，就是万家灯火。

余秋雨

十三

无来信，只回答一篇发表了几十遍的文章。

XX先生：您好！

最近，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又读到了您写我和妻子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仅就我注意所及，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大概至少已经发表几十遍了吧？

您的文章写了一些生活琐事，全为我们说好话，口气十分善意，这是应该感谢的。但这些事，我们作为当事人怎么有很大一部分都不知道呢？有的虽有影子却又大相径庭，读了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估计你是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写出来的。据上海另一家杂志的编辑告诉我，他们也收到了您的这篇稿子，曾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您核实材料的来源，您说是在某个城市的大街上遇到我，我站在路边对您说的，而且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请您同时发表。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当然我也不排斥您遇到了一个骗子或精神病患者的可能，而他的外貌又与照片上的“我”非常相像。

不管怎么说，XX先生，说好话也要讲究真实。不真实的好话与不真实的坏话，在社会功能上是一样的。我们国家，长期注重是非判断、好坏判断，而轻视真伪判断，其实，真伪判断是一切的基础。真伪的界限不确定，是非界限和好坏界限就很不可靠。这一点，我非常希望能成为我国正派传媒和撰稿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被说的人而言，也不能老是对“坏话”发火，时间一长终究会明白，不真实的好话会给自己和社会导致严重的恶果，有时虽然是小事也会打开自轻自贱的裂口。例如几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材料，说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产生过国际影响，问其理由，说是我国一个戏剧代表团曾把这几部著作当作主要礼品赠送给欧洲某协会。但我这几部著作并没有翻译成外文，也根本不是人家点名索要的，只是代表团一时找不到合适礼品，胡乱赠送罢了，外国人连翻都不会去翻一下，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我当即要求把这样的“不真实的好话”改掉，因为这种吹嘘反而会让人家轻视我们，效果比骂我还坏。这就像在原先光洁的脸面上突然生出来一个大水泡，把真实的容貌破坏了。这个水泡可能很亮，但我们的脸宁肯丑一点，也不要它。而且，从整体而言，大量不真实的传递只能加剧文化信号的无序和错乱，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吃的亏已经够多的了。

另一个问题是，即便所写全部属实，有没有必要把某对夫妻的生活琐事几十遍地发表，去浪费读者那么多时间？即便是稍稍出了一点名的文化人，他们可以面对社会的是他们的专业成绩，而不是其它。我能给予社会的是文化思考和散文作品，我妻子能给予社会的是表演艺术，至于我们的私事，就未必比千家万户都有的私事更有价值。一个人有了一点专业成绩如果就想换得别人对自己更大生活领域的关注，在我看来是一种忘乎所以的矫情，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就很难再过得真实而平静。

由此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世事繁杂，广大民众的集体注意力十分值得珍惜，而我们的媒体空间又不是很大，如果再让它们浪费在平庸的泥淖中，于心何忍？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忙去摹仿海外那些闲得发慌的小报，因为我们现在还很难伪装悠闲。且不说国计民生的种种大难题，即便是文明素质的消长、文化生态的进退，都还没有腾出篇幅来细细商量，怎么舍得花那么多白纸黑字去让大家关心“张家长、李家短”的啰嗦事？我这些年对报刊间不少与自己有关的谣传和攻击一概不予辩驳，就是生怕浪费广大读者珍贵的注意力。试想，自己家里有点噪音还怕干扰隔壁邻居呢，哪里忍心拿着与人家毫无干系的琐事，却频频叩击他们本来就不轻松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