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你要以适当的方式，宣布与她们友谊的中止。这倒是一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因为她们的谣传之所以有某种蛊惑力，而你又特别生气，都与她们曾是你的朋友有关，一旦明确中止，事情就会结束夹缠状态，变得比较简单。这种中止，光写一封信不行，还要让周围较多的人知道。但是切记，不要把这种中止的宣告，变成态度激烈的吵架。一切都可以显得很平静，中止友谊这个决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越平静地宣告，越有力量。不要具体申述中止的理由，一申述就能引起反驳，又变成了一场辩论。

在这个问题上，最不可取的态度是，既满腔愤怒，又黏黏糊糊。说来说去还是朋友，她们那边说对朋友也要揭露真相，你这边说是朋友不应该造谣生事，旁人听了就会想，既然是朋友间的嗦事，谁也不想管。其实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老挂着

“朋友”这个词有什么用呢？既混淆了彼此间的是非，又玷污了人世间的友情，变成了一本越缠越乱的糊涂账。许多老朋友终究成了骂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烂污状态的仇人，都与这种错误程序有关。相比之下，较好的做法是不谈是非，先结束友谊。在友谊结束前谈是非，用的是内部坐标，其实此时的“内部”已不存在；在友谊结束后谈是非，用的是社会坐标，比较敞亮和公开。就友谊而言，及时地结束在该结束的时候，不仅为彼此双方清理了友谊系统，而且也在一个范围内为友谊这个命题恢复了名誉。

最后一点，如果你与她们中止友谊后，她们仍不知收敛，继续造谣生事，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诉诸法律。法律在名誉上能起的作用很小，而反作用则很大，不宜轻用。既然她们是你大学里的同学，你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可以把有关情况告诉大学里的其他同学，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判断。他们也许会出来调解，那也好，使他们增加对事情的了解。这或许是能对她们产生某种心理钳制作用的因素，因为她们既然利用老同学的关系造谣，也就不会不在乎其他老同学的看法。你在大学里的表现，包括你的恋爱史，老同学们都是知道的。老同学们当然构不成对她们的实际处罚，但一种背景性的心理气场出现了，这是一个无形的道义法庭，毕竟会起一点正面作用。如果她们不是你的老同学，而是一般的老朋友，那你就可以借用当年她们与你之间共同的其他朋友，来起类似于上述老同学的作用了。当然，这一办法，非到忍无可忍时不要轻易采取。

在这三点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即基本不理。没有这一条，其它两条就失去了前提。因此，以健康和超然的心态来面对身边的人际关系，是根本。我估计你会说：“道理都对，但我身处一个不大的单位，任何一种荒唐的谣传都会形成巨大的气压，很难忍受。”是很难忍受，但强健的心志，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这一方面，我大言不惭地希望你学学我。这些年来我受谣传包围的程度大概远远超过你吧？散布你的谣传的是你的老朋友，散布我的谣传的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的老朋友比较有名，会到处写文章，又会天南海北到处游说，比你的那两个老朋友厉害多了。我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还是基本不理。

不理并不是故意地闭目塞听。对此我可以教你一种心理疏离方法，你不妨一试。在谣传最为严重的时候，设想自己升腾到一个高度，原先的名字也不再与自己有关，回身俯视原处，只见谣言如何步步追逼着这个名字，煞是好玩。俯视一阵之后你就发现，真正可怜的不是被追逼者，而恰恰是追逼者。他们非常劳累、步步为营，而且前途黯淡。因为谣言的每一步不仅会露出漏洞，而且会暴露造谣者自己，必须从两方面堵漏，但按照规律，除非他们立刻停止，否则总是顾此失彼，手忙脚乱。我曾用这个方法观察过昔日的两个老朋友，他们开始只不过用耳语方式对别人说说我的作品而已，后来就越来越无法收拾了：别人对耳语产生警惕，他们不得不公开发表批判文章，表示自己堂堂正正；但如此批判一个昔日友人对大多数读者总还是不太习惯，于是他们又不得不寻找背弃我的特殊理由，例如，最好有一个什么历史问题；终于道听途说地找到一个，于是到处播扬。但广大读者比较现实，没有剧作家的想象力，很难相信一位经历“文革”后多年清查而担任高校校长的人，居然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式的逃犯，而他的两位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么的警官！读者的漠然使他们有点不知所措，我有空闲时也暗暗为他们设想一些办法，心里却很轻松，要不然，这些年怎么会有心绪写那么多文章！

我举自己的例子，是想用切身感受来宽解你。我想你的那两位老同学也找不出更多办法来对付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另一个维度来观察，就像看公园角落里对着残局发怔的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