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和教师有时也要对病人和学生说一些仁慈或美丽的谎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图说某些统治者为了使公民更关切城邦的命运，也会传播一些杜撰的概念，无可厚非。至于民众间的政治谣传，国际上很多学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对权威性的一种异议方式，是对不透明的一种透明欲求。有时，谣传比公告更真实。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结果，终于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从不说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大谎言。日本当代心理学家相场均先生甚至说，谣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游戏，一种心理传递和话语传递的游戏；如果人类社会中完全没有谎言和谣言，世间将会因为病态的合理主义而毫无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这一论断，“病态的合理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处处合理，何谓生活？没有芜淖，何谓大地？没有谣言，何谓真实？

但是，明白了这些，并不是可以放纵谣言。只有了解了谣言的整体形态，我们才能划定一个包围圈步步进逼。包围什么？包围那些祸及人性人道、危及人类尊严的谣言。

只有认清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坑坑洼洼，我们才能细心地四处探测。探测什么？探测那些足以让善良的人们伤残或遭灭顶之灾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终结果仍与人间道义有关。连那位认为世间没有谣言便毫无生趣的相场均先生最后也指出，谣言的主要结果是使许多人做了坏事，它久而久之会与犯罪结合在一起。我们无法消灭世间犯罪，却总要发现犯罪、控制犯罪、审判犯罪、惩处犯罪。

那么，下面所说的谣言，就是进入我们包围圈的那一种了，不妨简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恶性谣。

造谣的人们

谣言的生命可分作造谣和传谣两段。我们先说造谣。

即使恶性谣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为恶意明显和恶意不明显两种。这两种造谣方式哪一种更让人头痛？乍一看是前者，实际上是后者。

前者当然是可恨的，由恶意产生恶果，而且又把恶意藏匿在造谣中，能不可恨吗？但这种造谣毕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寻，起点和终点比较明确，冤有头债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这是一种可惩处的造谣，一种可能激起公愤的造谣。

相比之下，后者就麻烦得多了。由于恶意不明显，起点就模糊；居然产生恶果，因果关系就混乱了。这中间也不排斥误会的可能，但由误会而发展成恶性谣言，一定包含着非误会的因素。当恶果产生以后常能听到一叠声的解释，“误会，误会，真是误会”，这当然是遁词，结果谁都遁掉了，细查起来确实也没有一个人该负直接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个好人，在不经意间酿就了恶，这种恶，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惩处，更不知如何防范，这样的造谣机制，实在可怖。

因此，更值得探究的是这一种。

在这种造谣机制的起点上，常常有以下几种人物。

一，怒气冲冲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脸色很正，声调很高，初一看是一个血气方刚、义正词严的社会批判家，不管是别人还是他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能与造谣连在一起，更何况他们对谣言的批判也同样猛烈，但事实上，他们恰恰是造谣者。而且由于他们总是挟带着自以为正确的强硬社会观念，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宣讲，因此在造谣活动中发挥着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实例。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在一个大型座谈会上听到一家企业的前任领导在大声地批判现任领导班子的劣迹：“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营企业，但有人当官不到半年就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搞私下交易。领导班子五个人，竟有三个人的孩子在考美国人的托福，请问，他们到底要托谁的福？”

发言者的社会观念和个人恩怨我们暂且搁置不论，至少据我事后了解，他所说的“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的“天天”二字不是真实的，“搞私下交易”也是不真实的，几句话中两处造了谣。但这种造谣被裹卷在一种浩荡的批判声势中，让人不易觉察，最多只觉得用词过于激烈。会有人看出他是极左派，很少有人看出他是造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