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始终不肯拿去，后来募捐结束、自捐或经募得多的人，学校把他们的姓名公布出来，承德因此还得了一张奖状，‘我心中不禁暗暗为自己叫屈不置。

“这是不公平的，”我心里想：“有钱的人要什么便有什么。承德不过由他父亲代捐出一些款，奖状便到手了，这算是奖他有爱国的热忱呢？还是奖他有一个有钱的爸爸？”

然而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救国周刊》也停办了，捐款也多为随便的了，人心的热度由被迫而至于自动的冷下去了。我白忙了几个月，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好珍重地藏着自己所费的心血--出了不多期的《救国周刊》。承德也并不后悔拿出钱，因为他对于钱本来是无所谓的，他只夸耀自己的奖状。惟一使他不快的便是学校方面把功课加重了，教育部还公布要举行会考，这可对于热心爱国运动的学生加了个一大打击，他们恨学校出尔反尔，当初叫他们“读书不忘救国”，如今又要他们“救国不忘读书了”，害得他们白白宣传演讲了几个月！承德留过一次级，这回不得不格外用功些，会考总算给他敷衍过去了。

我们的婚期便拣在同年七月举行，因为承德已考取了上海沪明大学的政治系，鸣斋先生知道上海这地方多的是妖妖娆娆的女人，怕儿子要着迷，所以又改变主张要提早娶媳妇了。那时候我才十六岁，他也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哩。

起初我自然是哭吵着不依，但是母亲说：“这又成什么样子呢？你既然已经许给了他家，便是他家的人啦，说娶就得给娶去，不然我做娘的还有脸儿去见人吗？儿呀，我也后悔这件事，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好在你就同他结了婚，也还是可以继续念书的。”

于是我就e委屈的上了轿，不久又因怀孕而辍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