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好！”我急忙打断她的话。我不能说她不好，并且也不愿意别人怀疑她有什么不好之处。我寻字斟句地说：

“有的夫妻离婚，是因为没有感情；有的夫妻离婚，却是因为感情太复杂了。也许，即使我不走，我们俩也会离婚的。”我淡淡地一笑，接着说，“能够白首偕老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够掌握适度的感情的夫妻吧！”

门外，那个唱歌的男人又踅回来了，呜呜地唱着另一支什么“革命歌曲”。这真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想。

朱蜀君以她女人特有的敏感，似乎理解了，没有再问下去。罗宗祺并不理解，但是也没问。于是，空气凝固住了。我觉得这正好是我告辞的时间。

“我走了，”我说。

罗宗祺当即从藤椅里挣扎着站起身。他大概还没有从他的什么想象中走出来，心不在焉，眼神恍惚。过了一会儿，他才仿佛很羞涩地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心很潮热，可能他真的害了病吧。

“你走吧。”他说。

走到门口，我回过头来和朱蜀君点点头，算作告别。她站在屋当中，依然是那样忧心忡忡的，用目光送我出门。我在一瞥之间再次环顾了这间房子，这个曾经给予我友情的家庭，这个我能够畅所欲言而不怕被检举的地方，从此以后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罗宗祺把我送出小院。外面，在一条平整的通道前面，是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象卫兵似地挺立着，银色的树皮隐隐地泛出了绿色。白杨树的那边，才是用碎石铺的公路。我将沿着这条公路走向旷野。

“老章，我把这个送给你吧。”罗宗祺看看四周没有什么人，突然想起来，解下腕上的手表。“这块表走得还很准，你在外面一定很需要它。”

我接过表。秒针急促地跑着，好象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捕它似的。这真是一个用得着的东西，逃亡者的命运往往决定于一秒钟之间。我没有推辞，把它揣进我的怀里，跟空白介绍信放在一起。

“谢谢！”我说。

他两手乱摇，咕哝着：“谢什么！……看来一切都要靠时间来解决了……要是有什么事，可以写信来。”

“好的，”我说，“如果我还能够写信的话。”

我在碎石公路上步行了十几里，没有碰见一辆汽车，只有几辆大车和我迎面错过去。赶车的把式晃着鞭子，弓着背，和海喜喜一样地沉郁。他们是去城里装砖的，车厢板上落满红色的砖渣。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路的尽头：在蓝色的天空下的一个小黑点。那就是喧嚣的城市，正在向人们猛烈开火的城市。先是用语言文字，紧接着就要用棍棒和枪弹。北边，大路的尽头消失在荒漠之中，象一条河似的，分散成为许多支流，于是也就无所谓哪是它的源头了。在大路两旁，还有一条条人踏出来的小道，向旷野里延伸。我走到一条干涸的大渠上，就开始岔向去我们连队的小路了。

草原已经被“学大寨”的人们破坏了。旷野上到处是一块块废弃的田地，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硝碱，象肮脏的雪原，象披麻戴孝的孤儿。虽然经过多少次风吹雨淋，但仍能看到一条条如伤疤般的犁沟，横七竖八地划在旷野的肌肤上。自然和人同时受到鞭笞；“学大寨”的结果是造出了更多的不毛之地，硝碱地上连一株草都不长。欢快的春风从黄河岸边吹来，一下子跌落在这里呜咽，表示对草原的痛惜。啊，这就是我的田野！

走过硝碱地，穿过干竭了的沼泽，是一片沙化了的草滩。一丛丛芨芨草的宿根周围堆满细沙，并且风还不断地把沙子刮来，越积越厚，越积越高。于是，一个个绿色的生命就窒息了、淹没了、死亡了。绿色在无可奈何地退却；生命在软弱无力地消失。春天回到这里。但是她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所以这片黄色的土地上便没有春天。

我走着。我走过硝碱地，走过沙化的旷野。我练就了一双惯于走流沙的脚。这双脚生下来是又白又嫩的，任何鞋袜对它来说都太粗糙了，它只能悟在母亲的手掌之中。但现在它已经习惯于赤裸裸地走过砾石，走过荆棘，走过发黑的沼泽，走过蜇人的硝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