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祺把几张白纸从抽屉里拿出来，推到我面前。

“你真是异想天开！”他神情疲惫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给你提供空白介绍信？”

白纸上，印章已经按规格盖好在纸的右下方了。信笺上部的标志和下面的印章都是他所领导的农场的。这几张白纸因为有了这些鲜红的戳子而异常贵重。我从写字桌上拿起它，仔细地叠好，揣进棉袄怀里的口袋，会意地说：

“你不给我也没关系。现在外调人员满天飞，这种空白介绍信多得路上都能拣到。”

他的家还跟一年前我来时一模一样。只是他那时盖的小厨房已经有些残旧了，墙皮被那场大雨淋得露出了黄色的麦秸。屋子里，虽然并没有减少什么陈设，而在我看来，却感到萧条了许多。北面墙上那幅由意大利记者照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像框上挂了一条黑纱，两端垂落下来，搭在一盆没有生气的文竹上。他亲手绷的沙发早已失去了弹性，我坐在上面。象跌进了一个土坑。他本人也比一年前削瘦了，两鬓爬满了白发，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响的藤椅里，更给我一股凉飕飕的感觉。

虽然是春天了，但到处都给人以凉飕飕的感觉。

上面的那一幕戏演完，他说：

“你给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只有四十里路，怎么会走这么长时间？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深怕是让人检查过了。”他苦着脸笑了笑。“你别看我现在是场长，可是还跟在监狱里一样，成天担惊受怕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监狱。”我说。

“是呀。”他喟然长叹，“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张臭嘴了：往坏的方面预料的事，总是一料就准；往好的方面希望的，从来没有实现过！你还记得去年这时候我跟你说的话么？”

“怎么不记得？不过是来得太快了点。”

“你还觉得快？我倒以为慢了。”他懒懒地说，“这些年，我们国家就象石头往山坡下滚似的，越滚到后来越快。我看现在也差不多滚到底了。”

他抬起头，眼睛朝上，鼻翼噏动着，好象在嗅哪儿飘来的一股什么味道。他的眼光里有一种历经痛苦，备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终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这种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说，“不过，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

“能有什么属于人民的运动？”他在藤椅里烦躁地扭动。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在运动群众，但又都说成是群众运动。‘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那就会给扣上个‘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不管会被扣上个什么‘事件’，可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总会来的！”我说出这些日子一直在心里酝酿的话，“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又下了台，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展开，一批一批象你这样的‘民主派’都会倒下来。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这时中国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来说话，不走到斗争的第一线上去，那么我们十亿中国人就再没有资格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我们就是世界上最窝囊、最软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说到这里，我眼睛里不能克制地蒙上了泪水。“我们被欺负了十几年，被愚弄了十几年，被当作试验品试验了十几年，难道我们在试验失败而致我们于死地的时候连一声‘疼’都喊不出来吗？麻木到连‘疼’都喊不出来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该死的人了！……”

我的喉头被硬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发的坑里。他也在藤椅里凝然不动。屋子里一时异常静谧，但又汹涌着感情的波涛，隆隆作响。

半晌，他思忖着说：“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呢？走？走到哪里去？”

“我还没有一定的计划。”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这是个混乱的年代，连国家都没有计划，别说个人了！我只知道，这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翻案’两个概念都跟我有联系，运动一深人，我就会象七○年那样头一个被拧进监狱。与其让生命的火花在监狱里悄悄熄掉，还不如在一次风暴中让暴风刮灭！另一方面，你知道，六八年我从劳改队出来，曾经傻头傻脑地找过什么‘刘邓司令部’，当然，那时候只能以失败告终。可是现在，我想，如果你们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转向人民群众身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至少是支持人民群众，还是象过去一样等着挨打，等着人家把你们拧进监狱，而你们还要撅着屁股低头请罪，那么你们这些‘民主派’也是活该倒霉了！……”

“哦，哦。”他抬起一只手，苦笑着说，“你别这样写我们吧，我至少还给你提供了某种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