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声不吭，等待下文。

“他倒在那儿，当时都以为死了，谁知后来还爬回了驻地，竟然活下来了。解放后他成了一位大学问家。”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他伏案疾书。岳母就站在一旁。岳父穿了一件浅黄色的上衣，一条松松软软的裤子，手里是一枝很大的笔，运笔时手腕上的筋都暴起来了。他的笔刚刚揉过的那个地方，就像一个人受了伤的腿关节似的，有点浮肿——他揉动一下，然后用力拖笔，一个大字完成了。他把笔扔到一边去，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这可能是一个寿字或福字，我不认识。我心里盘算的是怎样让岳父去找一下牟澜。我终于说：

“‘百足虫’，跟爸爸是老朋友了……”

“什么虫？”他大声问道。

我慌慌更正：“我是说——牟澜……”

“哦！他……嗯。”

岳母说：“那个人啊，没有多少文化，不过人蛮正派。他非常尊重你爸，跟你爸在一块儿下棋，他输了。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

后面的话我没听进去，只把创办一份杂志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岳父没有回答我，等于一次婉拒。可是岳母私下对我说：你就自己去看看那个“百足虫”，他又不吃人！

我于是就打着岳母的旗号接通了他的秘书，然后直奔而去。奇怪的是没费什么周折——据说许多像模像样的人约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见不到这人。这家伙办公的地方占据了一幢漂亮的三层楼，这楼是当年德国人盖的，在这座城市里十分出眼……

我在一个有些阴暗的然而是特别讲究的大套间里见到了他。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秃顶，干瘦干瘦，泪囊很大。我还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大泪囊的人。耳朵也大，耳垂特别大。他的样子乍一看极严厉，嘴紧紧地闭着，主要是两个嘴角往里扣住。在我眼里，那些握有重权的人才有这么一副神气。

“牟老……”

“你是谁？”

我作了自我介绍。他还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但我赶在他下逐客令之前说出了岳父和岳母的名字——他立刻就亲切起来：“噢，知道了知道了……坐坐，你啊，有什么事啊？”

我说没什么大事儿，我在外地工作，顺路来看望牟老——老一辈说得多了，我们下一代人就仰慕起来了……

牟澜高兴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在一个大沙发上坐，又在对面坐下来。他用手指敲了敲茶几，一个深棕色的小旁门开了。出来一个十*岁的姑娘，笑着点点头，把一杯茶放在跟前，接着又拿来一个绿色茶缸，放在牟澜的面前。姑娘走路的姿势像舞蹈演员似的。一会儿，里屋传来噼噼啪啪的打字声。

那种噼噼啪啪的声音老要干扰我们的谈话。

牟澜说：“噢，你在哪里工作？噢，那里！原来在那个地方。我很熟悉那个地方的。我以前去过那里。不过也很久没去了……”

“希望牟老到我们那里做客。”

“很好嘛，那个地方很好嘛。”

我一直在暗暗打量这个人，心里希望能找到一个答案，即他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外号。我知道所有的外号往往都是有迹可寻的。看不出。一般来说外号大半都可以从生理特征上找到依据，再不就是根据其他原因取的，比如性格之类，那就难说了。我接上他的话茬说：

“那里什么都好，就是缺一份杂志，那个海滨小城连一份刊物都没有！”

“小地方嘛，嗯，文化生活原本就……”

我不失时机地说道：“如果他们着手创办一份呢？”

“噢，这不可能的。不太可能的。”

“为什么……”

牟澜只顾自己讲下去：“那是一个好地方，我很久没有去过了。很好嘛，那个地方的水果和海产品在全国都极有名喔……”

接下去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往心里去了。这就是我鼓起勇气去见牟澜的全过程。那一天多热啊，记得下楼时身上的衬衣大半都湿透了，除此而外毫无收获。

3

从牟澜那儿回来，我开始想到退而求其次，即打一下雨子的主意。我与雨子接触多了，对这个人的尊敬有增无减。我觉得他很像一位老大哥，温厚而成熟。还有他的滨，也像他一样宽厚热情。他们夫妇对我就像一位老朋友。

有一天我正在雨子家里谈着，院门敞着，没有敲门就进来一位颤巍巍的老人。雨子忙起而迎接。原来是个老画家，跟雨子一家熟得很，是这里的常客。老人有七八十岁，身体不太好，胡子很长，多么热的天啊，他竟然戴了一顶像梁先生那样的绠线帽。老人一进门就直瞪瞪地问：“滨在不？”雨子说：“她一会儿就回来。”“噢，那我等一等吧。”

老者拄着拐杖坐在桌旁，不太搭理我们。雨子转脸和他谈话，老人热情不高，说得很少。不过他说出每一句话，雨子都深深地点一下头。我却听不出有多少奥妙——老者说“懒有懒的好处”，再不就说“那个人个子高啊……”，还有“手太重”、“这人粗心大意”、“老来狂”等等。它们好像与绘画艺术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他们的话题的确是围绕了绘画。老人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在那张宋画跟前看了很久，伸出又小又黄的手指，说着什么，不停地咳嗽。他捂着胸口，腰使劲弓着。雨子把里屋一把藤椅搬出让他坐了。一会儿门响了，老者的神情立刻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