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爷，我与你不同，容易说话。你是大明朝的平西伯，又是关宁大军的总镇，一言九鼎，每一个字都有分量。你说一句绝不投降，李自成可能马上就率兵前来；你说愿意投降，一则不递去降表祝贺登极就不行，二则关宁将士马上斗志瓦解，本地士绅仍然不忘大明，也会马上将我们视为贼党。倘若如此，不仅对我军不利，对暂时分散寄居在附近州县的宁远乡亲更为不利。所以降或不降，钧座只可说出模棱两可的话，别的话由卑职随机应付。”

吴三桂一向将杨珅当做心腹，不仅因为他忠心耿耿，也因他做事颇有心计，眨眼就是见识。此刻听了杨珅的一席话，他频频点头，随后说道：

“子玉，你的意见很好。无论如何，要将他们挽留三天。往年，我们驻守宁远，京城去人，不管大官小官，都送点银子。对唐、张二位犒军钦差，似也不该例外。依你看，每人送他们多少？”

“据卑职看，每人送二十锭元宝，不能再少。”

“每人一千两？”

“每人一千两，今夜就送到酒席宴上。好在今晚的酒席没有外人，不会泄露消息。”

“为什么这么急？明日送他们不可以么？”

“他们收下银子，对他们就好说私话了。”

“他们肯收下么？”

“他们也会说推辞的话，可是心中高兴。俗话说‘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何况他们！”

“他们？”

“是的，他们更爱银子。”

“你怎么知道？”

“唐通在谈话中已经露出实情：跟着李自成打天下的陕西将士，因为胜利，十分骄傲，把新降的将土不放在眼里，视如奴仆。据我们的细作禀报，破了北京以后，陕西将士驻在北京城内，勒索金银，抢劫奸淫，纪律败坏。唐通的兵只能驻在远郊和昌平一带。原来在明朝就欠饷，如今在李王治下，也未发饷。不要说他的将士很穷，他自己虽是定西伯兼总兵官，也是穷得梆梆响。”

吴三桂笑着点头，说道：“老陕们在北京城大口吃肉，唐通的人马连肉汤也没有喝的。不亏，谁叫他抢先迎降，背叛崇祯皇帝！”

“张若麒更是穷得梆梆响，”杨柳接着说，“更巴不得有人送他一点银子救急。”

吴三桂问：“他也很穷？”

杨珅笑着说：“伯爷，你怎么忘了？他一直是做京官的，没有放过外任。松山兵败之前，他做过兵科给事中，后升任兵部职方司郎中，后来又奉钦命为洪承畴的监军，因兵败受了处分。万幸没有被朝廷从严治罪，勉强保住禄位。做京官的，尤其像兵部职方司这样的清水衙门，虽为四品郎中，上层官吏，却好比在青石板儿上过日子，全靠向那些新从外省进京的督抚等封疆大员打秋风过日子，平日无贪污机会，所以最需要银子使用。”

吴三桂哈哈大笑，爽快地说：“既然这样，我送他们每人两千两银子的‘程仪’；不必小手小脚！”

杨珅说道：“伯爷如此慷慨，我们的一盘棋就走活了！钧座，就这样办？”

“一言为定，就这么办吧。反正银子是李贼送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如俗话说的，拿他的拳头打他的眼窝。我要使唐通和张若麒明为闯王所用，暗归我用。”

吴三桂感慨说：“李自成造反造了十六七年，身边竟没有忠心耿耿的人员可用。就派遣新降顺的，不同他一心一德的文臣武将前来这一点说，也看出他毕竞是个流贼，不是建立大业的气象！”

吴三桂立刻命一仆人到隔壁院中告诉行辕军需官，赶快取出四千两银子，每两千两用红绸子包为一包，亲自送来备用。

过了片刻，军需官同一个亲兵提着两包银子来，放在地上。吴三桂问道：

“每包两千两，没有错吧？”

“回伯爷，卑职共取八十锭元宝，分为两包，没错。”

杨珅是很有心计的人，忽然一个疑问闪过眼前。他赶快从一个红绸包中取出两锭元宝，放在桌上，在烛光下闪着白光。他拿起一锭元宝，看看底上铸的文字，吩咐说：

“这新元宝不能用，一律换成旧元宝，只要是成色十足的纹银就行。”

吴三桂一时不解何意，望着闪光的新元宝问道：

“难道这些元宝的成色不足？”

“不是，伯爷，这新元宝万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