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饶他漫天索价，待我赂地酬伊！”

有一天，他听说张叔夜擅自召集守城将领会议，准备出击。他一怕张叔夜夺了他的权，二怕诸将领夺了郭京六甲兵的功，大吃一惊，急忙奏准官家，诏止叔夜道：

“同卿檄召诸将，莫是欲出战否？如欲出战，幸先示及。”

渊圣这话表面上客气，实际分量很重，张叔夜吃了这一闷棍，怎敢再议出兵？后来索性力辞签书枢密院之职，不敢再担负起守城的垒责。

在张叔夜幕下任职的太学生丁特起看见出击之事不成，张叔夜又意存消极，不禁滴泪沾裳。他与吴革商量后，上书乞早决用兵之计，毋淹延不断，养成夷狄之患。这样的上书，当然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

在这二十多天的围城期间，宋朝方面竟然推不出一个统筹战守的真正的统帅，直到城池失守为止。

军事力量和统帅事权的对比，宋朝又是大大处于不利的地位。

一切斗争，与敌人作政治或军事的斗争，与自然界作生产建设或抗暴的斗争，最痛心的一个现象莫过于力量内耗，在自己内部的矛盾中把力量消耗殆尽，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东京保卫战中充分暴露无余，以致在攻守战尚未正式开始以前，两军的优劣势就已十分明显。

东京城的前途黯淡。

（七）

渊圣皇帝并没有从金军第一次围城之中吸取教训，也没有看到目前军事上的危机。

在他亲自上城视察以前。他的心中反而比较踏实，认为目前的处境比他刚即位几天就匆匆应付金军的进攻时要好得多。他的根据是：当时他主张不定，一会儿要守，一会儿要和，每经过一次变换，他的内心就要发生一次剧烈的斗争。这次不同了，他的方针自始不变，他的政策一贯到底。并无左右摇摆之虞。现在他的方针政策是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两不妨碍。他用了双管齐下的宰相何真忠实地执行这一项政策，他自己在富内蜓可以高枕无忧了。

由于和的需要，他派出康王和冯澥分别出使到斡离不和粘罕军前乞和，答应并准备答应他们提出来的任何条件，只要保牢他的皇位。他一次又一次地应金人之请派出“割地使”，要三镇及两河各地抗金的军民乖乖地放下武器，臣服金朝。他同意下令不准各地勤王军开到京师来。甚至在围城期间，战争十分剧烈之际，他也同意何栗的建议，制止张叔夜的出击计划。那个计划至少能挫动金军的锐气，使它不敢小觑城内守军的力量，总之比现在这样勉强应战、坐待灭亡为好。事实上，在张叔夜准备出击前，吴革也两次建议，出兵城外下寨，使虏人不敢近城，且通东南道路；又乞选日诸门併出兵分布期会为正兵、为牢制、为冲突、为尾袭、为应援，可以战而胜。太学生丁特起在张叔夜准备出击的前后都曾上书乞用兵，论对金人有三可灭之理，角兵有五不可缓之说。这些建议，都被渊圣皇帝置之高阁。

由于战的需要，他亲自召对吴革，派他去陕西勾兵，并明令他与诸帅臣商议城守之事，有权参加东京的防务。张叔夜援兵开至城下时，他派吴革出城接应，并亲自在南薰门上接见张叔夜，传谕嘉奖，擢升他为延康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得以顾问全部军事。他一再驾幸各道城门，抚慰军民，并出宫中所制的衣袄项围，务令军士温暖。他同意召募郭京的六甲兵，并与何栗、孙傅一样，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这支军队。

战中有和，和中有战，或者称为寓战于和，寓和于战，比完全的和还要坏，完全的和是一种急性的自杀，万一死不掉，人们必须走相反的路来挽救生命。半战半和是一种慢性的自杀，最后必至于死亡。连改弦更张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历史的惨痛教训之一。

渊圣皇帝要经过三次巡城。亲自碰到不少显而易见的困难，这才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但是，直到东京城沦陷时，还没有放弃半战半和的方针政策。甚至到了被金人控制、监视以至完全成为俘虏的时候，他的求和的幻想一直没有改变。

不但渊圣一人，北宋灭亡以后，从南宋小朝廷创建开始，遇到金、元侵犯，除了万不得已抵抗一下外，基本上都坚持议和的政策，直到亡国为止。明知道这是无底的深渊，他们却一个接着一个地跳下去，至死不悔，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而不能简单从统治者个人的软弱性上去找寻原因了。

渊圣第一次巡城是在金军已经渡河，尚来抵达京郊的十月下旬。那时守河的折彦质、燕瑛、李回等均已陆续逃回，风声已经很紧，渊圣临时决定，带了文武大臣去视阅各城门上的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