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蔡懋干的事情恰恰是他的职称的反面,他不是主持作战而是禁止作战。他一上任就宣布国家已与金人讲和,不须战争,因而严禁将士以矢石还击城下的金军。这还不够,隔了两个时辰,又进一步下令全城官兵都要卸甲待命。接着又把李纲集合起来的保甲民兵全部解散,一个不许留。
初三以后,军事形势又趋紧张。原来慑于勤王军威力的金兵已有多日不敢靠近城根进攻。初三开始,却连续派出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队伍逼近东、北、西三面城壁。
这天发生了一起惨事。
圃子门下的一股女真铁骑蜂涌而来,连连发矢杀伤城上的守军,守军不敢回击,只有一名炮手忿然道:“既已讲和,为甚金兵杀伤我军,又不准回手?天地间哪有这等的理!”他凭着泼天大胆,引炮一发,打死了十多个敌人。城上城下一齐鼓噪,金军急忙撤退,忙乱中自相践踏,又有几名士卒堕入壕沟。宋军正在拍手称快之际,在城上监督的内侍闻讯赶来,不问情由,就把这个勇敢的炮手处死,当场割下首级,挂在城头上号令。这件事在士兵中引起极大的悲愤,人人切齿痛骂当局无耻。
当天晚上,奇事怪闻,层出不穷。
有几个内侍,手捧文书,口里嚷着有紧急军报送往城外,一定要打开新宋门。这时已经深夜,守军职责所在,未得上级命令,不肯擅自开门。双方争执起来,内侍吆喝着要动手捆人、斫人。幸好大将姚友仲巡夜过来,严词责诘,内侍们才悻悻而去。
靠近城北的皇城城墙上,深夜中忽然挂起几盏红灯笼。皇城禁区,向来严禁火烛,一灯不许上城,违者以军法论处。这几盏灯笼,为数虽少,目标却异常显著。有人推测,其中必定大有文章,很可能是金人买通内侍为献城之计,以此为信号。与此同时忽在西北隅[yú]城墙下发现几杆“独脚皂旗”,这种旗帜的颜色、式样和旗饰都非我军所有,又有人推测这是被金人买通的内监故布疑阵,摇惑人心。在这敏感的时刻、敏感的地区中,连续发生事故,必非偶然。在军队中已树立相当威信的太学生领袖人物雷观发起要在城内大搜金人的奸细,以绝内奸。可惜这件事被开封尹王时雍卡住了。他对搜杀内奸不感兴趣,他感到兴趣的是另外的一种“搜”和另外的一种“杀”。
藉前线一败之功,王时雍夺回了失去的权力。他更不怠慢,在勾当殿前司公事王宗濋的配合下,带着一批死党,在京城内,大肆查抄民户的财产。他把正月十五日籍没李师师等家的这道圣旨无限扩大,扩大到所有民户都在查抄之列。其理由是:朝廷既经议和,就应“簇合金银,犒设金军”,早经通知在案。按照法理,从那天开始,民间的财物均应归公家所有。如有隐匿等情,一经查出,就要严刑相处。还允许揭发告密,因而查获的可得十一之赏。
根据这道法令,当夜就有几百户人家被抄,弄得东京城里鬼哭神嚎,人入自危,这是王时雍大感兴趣的“搜”。
与此同时,王时雍又乘机报了自己的一箭之仇,他广贴告示,图形画像,要缉拿“不逞之徒何宏、李宝等二犯”。因为他们阻挠抄李师师之家于前,又趁机打勘王黼之宅于后。这两名钦犯,必需立即拿获归案,以正国法。从初四傍晚开始,就不断传出两人被捕杀的消息,有人亲眼看见并证实了这两颗血肉模糊,须眉纵横的首级插在禁军的枪尖上,随着犯由牌到处巡行示众。这又是王时雍最感兴趣的“杀”。
这两天,乌云蔽日,雷声甸甸,人心浮动,局势混乱,达到极点。看来一场政治大风暴不可避免地就要来临了。
(六)
二月初五清晨六更④未尽,一群身穿襕衫⑤足登皂靴的太学生来到宣德门外。
宣德门是大内最靠南面的一道大门,造得富丽堂皇。两旁华表耸天,门阙之上又建有一座飞檐重廊、丹雘朱髹的宣德楼。每年元宵佳节,官家都在这里纵观灯采,接见士庶,颁发赦诏,是老百姓熟悉的地方。
宣德门两侧各有一道较小的门,称为左、右掖门,左右掖门转过一道弯,向东西方向开的两道门是东华门、西华门。官家平日坐朝听政,处理万机,都在东华门内的福宁殿。因此东华门也成为百官经常出入大内的门。
正对宣德门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街,它从宣德门开始,越过州桥,直达内城的朱雀门;穿越城门后,又穿过龙津桥,直达外城南门的南薰门。这条可以称之为东京城中心大街的街道,当时称为御街,是东京官民重要的活动场所,十分著名,连词牌中也有一个《御街门》。御街宽达二百步,平坦整齐,平时御驾出入,簇从侍卫如云,有时要摆开二万多人的大卤簿队,六匹大白象开路前导,并头齐进。夹道还有数不清的观众,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这样的大排场,如不是在这宽敞的御街上,又怎生展布得开?
御街两侧正对左、右掖门建有两条“千步廊”。廊内各设黑漆和朱漆的“杈子”,实际上是一种阻拦行人的木架,又称“行马”,是古代官僚把自己与老百姓隔绝开来的障碍物,它象征着封建统治的权威性。北宋中央官署大多设在千步廊左右两翼。这一带以行马为界,行马以内不许老百姓随便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