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姚平仲的主战立场，自不待言。折彦质也是新任的签书枢密院事，他是文官化了的将门之子，是个随风而倒的典型官僚，但他曾做过种师道的幕僚，渊圣让他签书枢密院，目的就是要他协助种师道办理战守之事，而此时又是主战派占尽优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战派。在这场四比一的争辩中，公开主和的宰相李邦彦被主战派痛击得体无完肤。

种师道一上来就把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他说：“种某向在西陲，不知京城如此高坚，备御绰乎有余。不知公等当初为何这等急急要与金人议和？”

“国家无兵，”李邦彦回答得十分勉强，“不得已才与之讲和。”

“凡战与守，自是两码事，战若不足，守则有余。京城百姓虽不能战，如稍加训练，上城守御，有何不可？只怕粮食匮乏，倘使粮食有余，京师百万人民都可团结守城，怎能说国家无兵？”

“有兵无粮，也是枉然。”这是李邦彦的一句遁词。

对京师兵马钱粮的数据已大概了解的李纲立刻反驳道：“京师存粮、尚可支数年，并无匮乏之虞！何来无粮之说？”

种师道又提出一个十分明确的论据道：“种某进城前，曾剖开一具金兵的尸体，看见他腹内并无粗细粮食，只用饲马的黑豆充饥。一人如此，全军可知。谅他金军已经缺稂，岂能在城下旷日持久？李太宰如此要紧与金议和，对他兵马钱粮之事难道一无所知？”

“这个……李某倒不知道。”李邦彦又期期艾艾地回答不出来。

“前日金使来催犒赏，金银不急，倒急着要牛马羊豕各万头，立时送去。折某当时也想着金军缺粮。”当时折彦质并未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此时都说得振振有词，表明他的先见之明。

种师道趁机嘲笑道；“折参谋想到的事，李太宰身为百僚之长，怎见不至此？”

李邦彦只好打退堂鼓道：“李某素不习武事，这些武夫之事，一时却见不到。”

“公不习武事，尚有可说，难道不读书不成？古来典籍中记载战争攻守之事多矣！公不读史鉴，如何考中进士，见为宰相？又怎能轻议武夫？”李邦彦以武夫相讥，种师道立刻还敬他一句。然后又问，“某此来，见到城外居民，多被屠戮，男女老幼尸骸纵横，民舍被焚，畜产也多为敌有。当时闻警，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拆去房屋，搬畜产入城？为何立闭城门，置百姓于敌军刀锋下，宛转就死？当局者谋国不臧，斯民遭殃，可胜浩叹！”

李邦彦一时想不出为自己辩护的话，只好老着面皮回答：“仓猝之际，不暇及此。”

“好慌，好慌！”种师道显然恶意地笑起来，加上说，“某麾下士卒路经城郊时，看到这等景象，个个都戟指痛骂金贼肆虐，戕我生灵，也怪朝廷处置失策，不该和他议和，长他的威风，灭我之锐气。相公秉成国政，倒要多听听士兵百姓们说些什么，骂的什么，才是采风观政之道。”

种师道象训斥小孩一样训斥了李邦彦一顿，李纲在一旁听了也着实称快。平时就对文官们愤愤不平的姚平仲，这时也插进话来，调侃李邦彦道：

“公等怕保不住自己腰下的金带，听凭金人勒索，急急忙忙把金银送去。倘使金人要公等的首级，难道也马上割了，乖乖地与他送去不成？”

战争之际，是带兵的人行势。现在不但种师道，连他麾下的将佐，一名小小的“赤佬”姚平仲也胆敢调笑起当朝首相来，自然使李邦彦十分愧恨。不过他素知姚平仲的脾气毛燥，当初交割燕京时，金朝大太子粘罕也要让他三分，自己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只得随众干笑几声了事。

可笑的是大家笑的正是他自己，对他们的笑，他不仅不敢发怒，还要随之而笑。这在普通人犹自难堪，何况他是当朝首相？这股气憋在心里，总要出一出。

那天会议中决定了几项措施：

第一：开放东壁、南壁的各城门，听任老百姓自由进出，以安民心。

第二：派军队四出巡硝，限制敌后方游骑的活动，不使远出抄掠。

第三：斥回金使，停付金帛畜产，表示战斗的决心，不再迁就和议。

这些措施都发生威慑敌人的作用。金帛停送了，有些人心中惴惴然，唯恐开罪了金军，惹得金军怒起，再度攻城。事实恰恰相反，斡离不非但没有攻城，反而自动把作为人质的康王赵构送回来，还客客气气地送了一百斤关东老参，三十张紫貂皮作为压惊之用。

这里种师道不理会金人这一套，他派姚平仲出动一万名熙河兵会同城外杨可胜所部联令进兵，直逼金军之寨，找寻战机。金军不敢应战，自动撤退二十里，再安营寨。这标志着两军的攻守之势已经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