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种、李的原定计划要趁金人锐气逐渐消失之机，派大兵出击，以便一举把他们赶走。这个时机正在逐步成熟。

出击的意见大家一致，分歧在于出击的日期和指挥人员。

老成多谋的种师道主张等到春分节后出击，理由是他的老弟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所部主力军数万人将于春分前后到达京师。秦凤军素称精锐，在两次伐辽战争中都立下不可磨灭的大功。有了这支军队，勤王军实力大增，破敌可操必胜之券。

可是豪迈勇敢的姚平仲反对主帅的意见，主张立即出击，以获全胜。他以“士不速战，已有怨言”为理由，要求自己率部担任出击的任务，不必再等候种师中来到。他还有一句虽未出口，大家心里却都明白的潜台词是“种氏勋业已盛，破敌大功，不宜再出其门。”

为此，又在福宁殿举行一次枢密会议。出席人员比上次多了一个枢密使吴敏。吴敏此时已变为主和派，当然反对出击。会议中李纲同意姚平仲的建议，并把出击的日期定在四天以后的二月二日。

出入意外的是李邦彦，这次也赞成出击，并表示：“兵家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出击之议既定，迟出不如早出。如今姚将军准备有素，一击可收全功，某意出击之期不如定在二月初一日。”

李邦彦的意见立刻得到李纲和姚平仲的赞同。大慈大悲的李纲，抱着要超度一切众生成佛的宏愿相信李邦彦知过能改，力补前咎，已经放下了屠刀，可以立地成佛，对此表示衷心欢迎。

“舵”派折彦质在三比一的优势面前，又在多数上加了一票。种师道孤掌难呜，也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同意由姚平仲率部提前出击。他只提议让多谋的杨可胜协助姚平仲一起执行任务。

这很可能是一次赌博两个朝代兴亡盛衰的军事行动。除了当事人种、姚二帅外，参加讨论的各人都有各自的心理背景：李纲是急于见功，思虑欠周。折彦质是见风使舵，唯诺随人。吴敏是坚持错误，执而不化。李邦彦是暗藏祸胎，别有用心。

撇开主和派不谈，这时主战派诸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敌思想。勤王军尚未来到前，李纲主持守城，曾两次击退金兵。如今勤王军陆续抵达京师，人数已在十万以上。斡离不对勤王军的几次挑战都采取避而不战的态度，一退再退，闭垒不出，六七天中竟没有发生过一次接触。现在不但李纲、姚平仲，即使富有经验的种师道也失去原有的持重，内心中未始不认为金军容易对付，一击必可收功。他反复考虑的是大功出自谁人之手而不是出击能否胜利的问题。作为一军统帅种师道的这种心理正反映了西军大都分官兵的心理。

军事上一个有利的原则：以哀兵临骄兵者胜。围城之初，宋朝方面是哀兵，金朝方砸是骄兵。经过一个月的变化转换，这种关系已经颠倒过来了。

（三）

正月卅日，太学生领袖陈东上了一道奏章，痛切陈词，乞诛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以谢天下。这是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章，奏章中论列的乃是当前时局中最关键性的问题。奏章最后的结论是：“今日之事，惟断乃成，当断不断，反受其害，幸陛下留神。”“断”是劝渊圣下决心割断主和派的尾巴，全心全意与金人战斗。这是针对渊圣的懦弱性格和朝廷里那股谋和乞降的势力而言的。这篇奏章的底稿传出后，除了一小撮投降派切齿痛恨外，这一天东京城内，上自学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僧道缁流等聚在一起，就谈论这篇奏章。谈到兴会淋漓之处，不禁琅琅然地把其中警策之句背诵起来。大家莫不击节称赏，拍手称快。

这一天可说是目有视，视陈东；耳有闻，闻陈东；口有谈，谈陈东。

事实上陈东之成为大众注目的人物，并不始自今天。自围城以来，他已三次上书“登闻鼓院”，请诛蔡京、王黼，直声已震于天下。

“登闻鼓院”是一个封建式的“民主机构”，座落在大内的宝德门外。院门口有一只硕犬无比的“登闻鼓”和一口收纳奏章的铜柜。根据朝廷规定，一应士庶人等如有不平之事，不管是公事私事都可击鼓申诉，把各种形式的“申请书”、“呼吁书”通过这个机构上达天听。“天”是否愿意听一听老百姓的申诉呼吁，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至少在表面上总算是提供了一条通天的渠道。

由于陈东要申诉的不是个人的利害恩怨，而是代表东京百万人民的共同呼声，这使得平常惯于倾听大臣们翻云覆雨的奇谈怪论的渊圣皇帝两只软耳朵，也不得不稍为张开一点，听听下面的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