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德门到州桥大街横街大约有三里多长的一段御街，包括千步廊左右的地区在内，形成一个规模宏敞的“宫廷广场”。那里视野开阔，观瞻非凡，地上铺的一色都是精工水磨方砖，配上镂云刻月的拼花图案，看起来好象—排排十分整齐的水磨铜镜。北宋朝廷种种“与民同乐”的政治活动，文娱活动，连同在元宵前临时搭起来的露天大剧场“棘盆”的演出，也都在这宫廷广场内举行。

二月初五正在春寒料峭的季节中，凌晨的西北风特别尖厉，吹得打扫不尽的枯叶簌簌作响，一阵飞上半天，不久又重新坠落地面。这时御街上很少有人往来，偌大的广场上只站着一簇人，显得相当空旷。这堆人人数有限，但他们的情绪是激昂的，他们的心是热的，他们的血管里比平常更快地流着沸腾的血。他们此刻虽然人数不多，却充满着信心，相信一百万东京人民都是他们的支持者和同盟者，是他们可靠的后盾。因此他们既没有感到寒冷，也不感到孤寂。

这一群太学生大约有六七十个人，以他们一致推举的陈东为首，此外姓名可知的有高登、汪若海、丁特起、雷观、吴铢、董时升、徐揆、徐伟等。他们此来的目的是想通过“登闻鼓院”这条通常鸣冤诉屈的渠道，鸣国家之冤、诉人民之屈。要求官家收研成命，复种师道和李纲之职，罢黜奸臣李邦彦等，严拒和议，重定战守之策。

太学生在我国封建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有声有色的表现。其中东汉和两宋的太学生运动更为著名。

不能笼统地说太学生全部都是纯洁无瑕的，既然太学生也是当时社会的组成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当然要受社会的制约。当时东京太学中有数千名学生，成分相当复杂。譬^[pì]如今天的集会，就有一部分太学生畏首畏尾，顾虑重重而不敢参加，即以参加者而论，陈东不但以今天的行动，还以过去和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言行一致，义无反顾，不傀为太学生的表率，读书人的典范。其饱参加者也大多刚毅正直，能够勇敢地参加正义行动。但也有后来变了节，在政治上表现得很不好的。此外，太学生中也有败类，金军入城后，竟向斡离不上书献谋划策，企图夺取桑梓之地，作为送给金人的见面礼，堕落成为民族的叛徒。当然这样的人在太学生中是极少数的。

也不能笼统地说太学生每一项政治活动都是正确的。譬如太学生最爱发表议论，动辄上万言书，有的万言书慷慨激昂，切中时病，但也有肤浅芜杂，陈腐空洞，或者好高骛远，目的仅仅为了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社会效果也不好，那就不能算是正确的活动了。有的太学生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聚众闹事，制造混乱，那当然是不可取的。聚众集会只是一种斗争的形式和手段。评价它是否正确，要看目的是为公为私？主张是否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但就这次宣德门外的集会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救国。参加者动机纯正无私，行动光明磊落，他们发扬了民族正气，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在历史上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

登闻鼓院虽然是一个吸取民意的开放性的机构，它和东京大大小小几百个官署一样，早已浸透了腐朽霉烂的官僚气。这时，早过了应卯上班的时刻，宫署的大门还是闭得沉沉的，署内办事的官吏寥若晨星，对门外陆续到来，已逐渐多至数百人的太学生队伍还置如罔闻。

等到太学生集合至一定数量时，陈东按照老规矩办事，先提起鼓槌，用力在鼓上击上一阵，这登闻鼓果然发音洪亮，一声声、一槌槌都敲进东京人民的心里，召集来更多的群众参加集会，却未能对本署的官员发生发聋振聩的作用。他们似乎仍在睡梦朦脘中，没有被鼓声惊觉。

登闻鼓院大门左侧放着这张大鼓，左侧是一口用来收纳士庶人等书疏文状的大铜匮。按照传统规矩，书疏投入，铃声大作，就有官吏出来接待，当面了解情祝。现在这铜匮也好象早已生锈，机栝失灵了。陈东代表太学生投入的书奏，犹如石沉大海，等候许久，仍无一点动静。

未牌过后，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不但附近的过路行人，远住在城西、城北的居民也都闻风赶来，参加义举。现在人数已不是以千计，而要以万计了。太学生在这支队伍中占的比例已微不足道，但他们仍然是领导力量。群众是一艘大海船中的搭客，因为这艘海船可以把他们运送到共同的目的地而忘却了航程中可能遭遇的惊风骇浪。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操舟的船员和掌舵者。太学生是他们的船员，陈东是他们的掌舵者。全体群众惟太学生之马首是瞻，而太学生又以陈东的行动为指南。这时陈东不慌不忙地从容指挥，群众来得越多，仔肩越重，他的神色越加穆然，这更加增进了群众对这位志愿掌舵者的信赖。

来襄成义举的群众多数是一般城市居民，其中有店铺主、作坊主、各行各业的行头、行老、小商贩、手工匠，各色手工艺人以至酒肆饭店的博士、铛头、行菜、过卖，官府人家的押番、门子、轿番、小厮儿、火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