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妈的！”范子愚跨进门说，“老子当兵十年，没有喝过一回醉，每回下部队演出，有酒不敢多喝，我一多喝脸就红，喝红了脸有失体统。每回过春节，食堂会餐又不准备酒。今儿个，老弟，咱们哥儿俩喝一个够。”最后一句是演戏的腔调。

“你可以喝一个够，我可不行。”赵大明说。

“怕什么呀！现在这年头谁管得了谁呀！”

范子愚搬了一条骨牌凳放到屋中间，又从书桌底下拖出两条开会时坐的简陋的小板凳来在两边放下，便去拿酒菜。原来他从北京提回来的旅行包还没有打开，酒和菜全在那里面。他拖开拉链，摸出一个酒瓶来，放在手里抛了两下（这个动作也是舞台上的），便拿到骨牌凳上磕盖子，磕了两下磕不开，他发火了，骂了一声：“你也像陈镜泉一样顽固。”骂着，在屋里扫了一眼，看见一把菜刀，大跨一步跳过去，抓住菜刀用刀背朝瓶颈砸去，啪的一声，断了。

“你在干什么？”里间有个响亮的女声。

“不关你的事。”回答得很干脆。

腊肠也拿出来了，还是整根的，他一剁成两截，递一截给赵大明说：“省得切，也省得拿盘子，用嘴咬吧！”还是赵大明提出应该拿两个杯子来，他才不得已费了一点力。

“我要跟你谈……”他喝了一口酒，艰难地吞下去，又咬了一口腊肠，思索一阵，伸出三个指头，接下去说：“三个问题，谈三个问题。第一，革命形势；第二，为什么要造反；”又为喝酒所打断，“第三，造反必须有后台。”打一个饱嗝，喷出一口酒气来，“你小子没有到北京，你可不知道我们的收获多么大呀！过去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太幼稚，我们都受了工作组的蒙蔽，上当了。这回我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要解决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他们就犯了个大错误，以为又是抓右派，连忙到处派工作组，把矛头指向群众。我们那时候也不清楚，工作组一咋唬，就吓得龟孙子一样，心想，这回完蛋了，右派当定了。哪里知道，嗨嗨！一场大误会。现在，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在开始反攻了，上海的‘一月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大反攻的信号。嗨呀！你可不知道哩，北京的革命形势简直太好啦！所有挨过工作组整的，现在都是造反的骨干。刘少奇搞反动路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好激发起群众的满腔怒火，烧向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真是妙极了！太妙了！到头来倒霉的还是他们！”他兴奋得不可抑制，喝了一大口酒，“可你要知道，刘少奇倒了，并不等于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已经垮了。没有，远远没有。因为他们那个司令部已经搞了多少年，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到处都有他们的人，盘根错节，复杂得很呢！到底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全靠在群众运动中识别。不管他是谁，先斗他一下试试看，七斗八斗，就斗出来了。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造起反来可没有那么多温良恭俭让，你得好好儿学习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行。”他又喝了一口酒，幸福地闭着眼说，“唉！没有想到，我们还能参加一次这样伟大的革命。我简直觉得自己又获得了一次解放，真正的大解放！”他几乎是在欢呼。

赵大明张着口，听得入神了，不断地“哦！哦！”表示恍然大悟。他羡慕范子愚，跟着范子愚一起激动。

“我告诉你，”范子愚大喝了一口，嚼着腊肠含糊地说，“为什么要造反？除了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外，还有具体的原因。你想想，像我这样的人，当兵十年，连党员都不是，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他妈的反动路线。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多年来推行了一条又长又臭的反动路线，把人害苦了。能入党的都是黑修养学得好的，都是刘少奇的驯服工具。我们这样的人就入不了党，大错没有，小刺儿天天有挑的，见什么不对喜欢讲，运动一来就挨大字报。倒霉的总是我们这些人，他们永世不倒霉。这回可好了，刘少奇把反动路线一搞，他们马上跟着干，全暴露了，好得很！这才清楚了吧！谁是修正主义呢？哼！这条反动路线不反掉，你就永世翻不了身。一年到头专搞群众斗群众，不知道哪一回要被人家斗垮，你以为不危险。老弟，你比我小几岁，经的事少一些，吃的亏也少一些，你可能对反动路线的危害体会还不深。我告诉你吧，甭再体会了，那玩意儿不好受！跟我一起造反吧！把那条又长又臭的反动路线冲他个稀巴烂。工作组的红人，积极分子，滚他妈的蛋！”

“你在说什么？”里间在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