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排了新节目请首长审查。陈政委坐在头排，前面摆着茶几和杯子，主任、部长们在旁边陪着，专门有两个文工团员在政委背后拿着小本子和钢笔，随时准备首长一开口就往本本上记。戏演到最紧张的时候，政委发现了问题，对台上问道：“那个演匪兵的，你那个鞋带怎么是白的？”于是，这一场戏就要重新来过。

——文工团在部队演出，那天休息，陈政委的专机在机场着陆，有人老远看见是政委来了，跑步回去告诉了团长。一分钟之内，团长已把队伍集合好，迎着政委跑上去立正报告：“报告政委同志，文工团在这里演出，来了三天，今天休息，请首长指示。”政委边走边说：“好嘛！下部队演出，休息嘛！”他从队伍前面经过，人们行注目礼迎送着他，他忽然发现了一个熟识的文工团员，笑笑说道：“小胖子，要少吃点肉啊！”说完仍旧走路，在军、师首长们簇拥下，去他该去的地方。

——有个文工团员在海城大道步行，政委的轿车从背后开来停在旁边，首长伸出头来问：“到哪里去啊？”“首长，我回团去。”“上车吧！”于是，这段小故事便在文工团成为永久的美谈。

——文工团在海城剧院公演《年轻的鹰》，有天陈政委陪客人看完戏来到后台，见演员们脱下飞行服，一个个大汗淋漓，热得喘不过气来。政委指示团长说：“这么热的天，你在休息室准备点冰水嘛，买点西瓜来吃嘛！”后来，每天在喝着冰水和吃着西瓜的时候，人们总忘不了陈政委的关怀。

可是现在，他怎么被弄成这样子了？人还是那个人。秘书也在旁边，不过已变成了陪斗者。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拳头又挥舞起来，所有这些挥舞拳头的人，都是原来整队站好接受检阅的人，其中也有那个小胖子和那个有幸坐过他的小车的人。他们为了什么在他面前挥舞拳头？这是怎么回事？

赵大明由于没有思想准备，被这突然见到的场面惊呆了。他感觉到身上在发抖，既不是由于寒冷，又不是由于恐惧，也不是由于激动，不知是什么原因，使自己丧失了控制，像害了疟疾似地抖个不停。他提醒自己：“不要惊慌，好好儿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原来人们是在批判反动路线。而那可恶的“反动路线”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批判起来缺乏形象感和动作性，革命群众的激烈的革命行动没有具体的攻击目标，显得过于温良恭俭让，正好陈镜泉政委竟敢不承认在他所领导的部队存在着反动路线，于是，高帽、拳头和墨汁，这些一般的批判武器便都一齐投向他来了。赵大明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这个批斗场面。他心里迅速发生着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由惊奇到理解，由理解到冲动，由冲动到麻木。现在，他不再认为那个涂了花脸的老头子是陈镜泉了，他就是可恶的反动路线。谁要配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谁就必须同反动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谁姑息反动路线谁就是对毛主席极大的不忠。赵大明当然坚信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他的麻木了的神经现在只剩两个含糊的印象，一个是崇高的、伟大的、庄严的、可敬爱的；另一个是卑鄙的、下贱的、恶毒的、可憎恨的。整个的世界只剩这两者，一切的事物都分属于这两者。前者在心中高高地耸立起来，它是温暖，是力量，是幸福的源泉；后者是脓疮，是蛇蝎，是眼中的钉子。那温暖正在变成火热，那力量足以使人藐视一切，那心中的幸福使人感动得流沮，情愿赴汤蹈火。冲上去！扑上去！对着那万恶的反动路线碾压过去！终于，赵大明参加到斗争陈政委的行列中去了，他高呼着口号，发自内心地痛恨着那冥顽不灵的反动路线，他也把手指头戳到陈政委的鼻子尖上去了，他也充分表现出了大脑的敏捷和口齿的流利。他忘了他是一个唱歌的，不讲究运气和发声方法，单凭着一股情绪狂吼乱叫，他正在按照某种必然的规律不能自制地行动着……

斗争会结束以后，他感到很疲劳，但这是一种兴奋着的疲劳，需要休息，又不可能休息。他的心很久还在悴悴跳着，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由于激动而变得通红的颜色，他的嘴合不拢来，要么笑，要么讲话，要么就是张着口喘气。他在宿舍里串来串去，听那些刚从北京回来的造反者们谈论他们的见闻、经历和收获。人们的性格都变得比以前爽快了，说话不再绕弯儿了，大都是直来直去的，听起来使人产生一种痛快感。你听那些人是怎么说的吧：

“喂，大明，你小子刚才要是不来参加斗陈镜泉，现在可没有你好过的，老实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