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麦说：“我那个时候傻啊！我咋会知道挂那么大牌子的法院，也是老财们养的狗！整整跑了一个多月，算是过堂了。谁知道人家海骡子根本没到场。派了个伙计来。海柿树呢，也不知道是用了人家的钱，还是不敢得罪海骡子，当堂变卦，他说当时就是卖契，不是典契！我一下气得眼前一片漆黑。我说：‘海柿树！你也算是赤杨岗三老四少一个有头脸人哩，你枉披了张人皮！你当中人，我们家的四盘菜是叫狗吃了！’可是骂有什么用，地还是判给人家了。从那时我才知道衙门官，都是他们地主的。

开封府的包青天是唱戏唱的，根本没那回事。”她说罢凄然地笑了笑。

秦云飞说：“前几年我在开封上学，一到麦罢，农民们背着钱褡都来打官司。相国寺右边几个旅馆，住的全是打官司的人，其实都是给法院里送钱去了。有的还到相国寺算算卦，看官司能打赢不能？算卦的再一说，打得才有劲哩！有的把地都卖干了，还是跳不出地主老财们的手心！”

李麦说：“我从那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打官司了。可是我也不服！这口气出不了，能把人憋死。我就又想了个办法。”她说着羞涩地笑了笑说；“那时候啊，我还迷信，什么神都信，信的还诚。我想着开封法院告不赢他，我到老天爷那里去告他。那时候我们下徐州推盐，赚几个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天亮长到十来岁，连块梨膏糖也没给他买过。可是买香、买黄表却成刀成封的买。我每天烧两刀黄表，祷念着说：‘老天爷，你替俺申申冤吧！叫海骡子这龟孙不得好死！叫他家倒霉破财！’可是黄表我也不知道烧了多少刀，海骡子家该发财照样发财，该买地照样买地。那个黄烧饼脸越吃越胖，那一嘴黄狗牙又换成了一嘴金牙。

以后黄表我不烧了！神我也不敬了，我才知道老天爷这个老龟孙也是个眼皮朝上翻的东西！”她说罢如释重负地笑起来。

宋敏说：“你就是从那以后不敬神了？”李麦说：“是啊！你在我家看到，灶王爷我也没请，土地爷泥胎我摔了！老天爷的牌位我盖面瓦罐了。从那以后，我心里还不解气，我就又换了个办法跟他斗！”

秦云飞有兴趣地问：“什么办法？”

“我骂他！”李麦接着说：“地主老财们这些杂种爱讲排场，逢他家过红白大事时候，什么县长、区长，都来吊孝贺喜，还有什么大姑爷，二姑爷，媳妇娘家，儿子舅家，七大姑八大姨，一来就是几大轿车，我就趁着这时候在街上骂他！”

徐中玉说：“你怎么骂他的？他能跟你拉倒？”

李麦说：“我又不提他的名！他叫骡子我骂驴，或者我骂吃草料的东西！他家娶媳妇过红事，我哭俺爹死的苦。他家过白事，殡埋他爹，一群孝子哭爹，我哭我殇的那个孩子。这乡间农村的骂法多得很，你们没有见过，反正把他气得直咬牙，可他拿我也没办法。”

她说罢，秦云飞、徐中玉和宋敏都笑起来。宋敏说：“大婶，你啥时候再骂他，我们还真想看看，准比看戏还好看。”

李麦凄然地笑了笑说：“这也是被逼的没有法子了。海骡子这个人是个黑蝎子，我是跟他打过多年交道了。他们治不了我，就在俺天亮他爹身上打主意。民国二十五年．天亮他爹从中牟黄河渡口摸黑回家，在路上拾了一条口袋。他进来大门就对我说：‘刚才在路上拾了条口袋，准是拉粮车掉的，你看还是新的。’他又看了看，口袋上还写着太康县‘庆余堂’几个字。口袋拾不得，我有经验。俺爹从前就说，有字的口袋咱不拾，最容易遭官司口舌。俺舅就是因为在路上拾了一个空邮包，叫人家讹走了一条牛。我立即说：‘这口袋拾不得，还送到大路上吧！’我们天亮他爹说：‘好。’正准备送出去，门‘哗’地一声被踹开了。海骡子带着局丁闯了进来。他们说太康县的大户‘庆余堂’被盗，天亮他爹是通土匪的！不由分说就五花大绑将我的人绑走，到县里只预审了一次，就诬良为盗，把他砸上大镣，关进文庙南边的监狱里！我明知道这是大圈套，可是有啥法子哩，到哪里去说理呢？不管倾家荡产，还是救人要紧，等我钻窟窿打洞，变卖东西，连揭带借，把他爹从监狱里扒出来时，人，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