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悄悄地在夜空转了方向，时间不知不觉从他的絮语中流走，夜风沙沙地刮过水稻田和玉米地，送来一阵阵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麦点头晃脑地，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拉炭的汽车还没有来，可能是司机喝醉了酒。终于，他沉默下来，抱着一种刚痛痛快快地洗完热水澡的舒畅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他有了一个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诉她；他的话说完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他的两重性格在她的怀里重新统一起来。他坚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个鬼”，而是一个人！

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第一次愉快地体验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这一对没有多少文明知识的庄户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发现，两颗心合在一起比两个肉体搂在一起更为美好。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等着我回来。”

这样一段本来应该是刻骨镂心的回忆，由于以后的一个巨大冲击，反而像被磨损的影片一样模糊不清了。现在，当时的全部过程已经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重现。因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个病灶，略微一触，就会使他全身痉挛起来。

驴车现在走下了高坡，夹板上的麻绳陡地拉得笔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毛驴不情愿地摆了摆耳朵，想了一想，只得仍然不紧不慢地拉着车子向前，这时，古道弯向了河边，这一段河滩上没有茂密的芦苇，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对岸的沙坡。深蓝色的沙坡笔直地向南北两边伸展，没有起伏，也没有止境，风从沙坡那边刮来，带来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天晚上，司机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车才路过他们五队的庄子。她坐车走了。那一天，“粮食工厂”停了工，庄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诉他顶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她仍杳如黄鹤。他越来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觉地感到出了不幸，他进城去钻天觅缝地寻找她。

她所说的群众来访接待站门前排着长龙。头搁在西门，尾巴一直拖到护城河桥头。脸色忧郁、阴沉和愤慨的人们在队伍里互相探询案情，打听消息，嘈嘈叨叨，热闹得就和自由市场一样。他挤进接待站，工作人员仿佛被无数痛苦的申诉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毫无印象。他以为韩玉梅走进城来，人人都会看她两眼，可偏偏人人都没看见过她。第二天，他拿来贺立德的条子找着接待站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过去是贺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帮他从她离开庄子那天一直查到当天，没有一个叫韩玉梅的上访者。

他去找司机。司机是他管辖下的九队一个社员的女婿，人很老实。据司机说，因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个大队，所以特别关照，那天早晨开着车直接把她送到西门。她看到接待站门前那么多人，曾犹豫了一下，司机劝她先去吃饭，她说不，先排上号再说。司机又告诉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饭，没住的地方，晚上还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个床上，中午，她真的找来了，挺高兴地说有一个过去在什么工厂受了处分的人很热心，帮她把号挂上了。还说，要是省里不解决问题，还准备上北京哩。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长了不少关于上访和落实政策的知识，表现得很兴奋。临走，还跟他女人说好晚上来睡。他女人挺喜欢她，说她是个憨厚的庄户人，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特地给她换了新床单，铺了干净褥子。可是晚上她没来，从此也就不见了。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她回庄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为什么登记簿上没有呢？问司机，司机除了“什么工厂受过处分的人”几个字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