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啥？”河南木匠宋天贵是个游过四方，见过世面的人物，不但不怕，还顶了他一句，“你应该说说她才对。”

“我应该说谁不用你教！”他蛮横地把头一扬，虎虎地站起来，用粗壮的手指头戳着宋天贵的脑袋，“我就要说你！你尕子还有人心没有？人家在家给你生娃娃，你倒跑去耍扑克……”

“对啦，魏书记。”“被告”避开他的手指头，向他翻个白眼，理直气壮地陈述道，“你想想，我一个外乡人，吃了好些苦，单身跑到贵方宝地，一下子娶了个俊老婆，人标致不说，又能劳动，房子啥都现成的，我还要啥？只要是个人，不是牲口，当然得好好侍奉她啦。可我现在偏偏不好好侍奉她，连她生娃娃也不稀罕。这里面就没有原因？你魏书记就不问问？”

“唔。”他想道：这话也对。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太师椅上坐下。

“那你说说是啥原因吧。”

“啥原因？头一年我咋对她来着？叫她自己捂着心口说说。在家，我就跟三孙子一样，啥不是敬着她，让着她？可她不是给我个寡妇脸，就是给人个后脊梁，像家里没我这个大活人一样。打不能打，钱也哄不转；热脸贴个冷屁股，你魏书记干不干？实话告诉你，结婚两年多，她跟我就同过两次……”

“行啦！”他打断宋天贵的诉苦，“我不听你们的私房话。你说别的！”

“说别的，”宋天贵气恼地嘟囔着，“反正，没法过，我早看出来，她心里……老想着一个人哩！”

“啊！”

他猛丁震颤了一下。抬眼偷偷看看宋天贵，而宋天贵也正狡黠地盯着他。两人的目光“砰”地撞在一起，几乎冒出了火花。他即刻把眼睛避开了。

顿时，临时法庭的森严气氛急转直下。停了片刻，他扭过僵直的脖子，对那两个民兵懊丧地挥挥手。

“去，叫外面的人都散开。这儿是谈家务事，又不是审案子，有啥好看的？”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天贵”了。镇静下来以后，他问：

“你看咋办呢？你们还能好么？”

宋天贵咂咂嘴，意味深长地回答：

“我看？我看要不离开这个大队，她跟我好不了。”

“那么，”尽管他心里很难受，还是准备这么办，“她愿意离开这个大队么？愿意的话，我就给你们两口子的户口迁出去，找个好点的地方。”

“嘿嘿，”宋天贵冷笑着斜眼看了看他，话外有话，“枪子儿打她都离不开！”

两个人都沉默了。

“唉，那咋办呢？”“审判官”束手无策了，向“被告”讨教。

“咋办？”“被告”耐心地指导“审判官”，“你魏书记有的是办法。你只要给我在别的地方——要好的地方，找到工作，安上户口，我的归我的，她的归她的——我也不是坑人的人，决不多要；‘一夜夫妻百日恩’，好赖她还跟我过了快三年哩，我就离！反正我在外面跑惯了，窝在她手上还憋气。”

“离……这多不好。”“审判官”还想尽量调解。

“算啦，别哄娃娃啦！”“被告”根本不听，脑袋一晃，“我早看透了，她压根儿就不是想着跟我过日子，我也不是挡人道儿的人。”说完，小木匠又含蓄地瞟了他一眼。

“嗯，那么，柴山口公社咋样？那儿有木材加工厂，书记我也熟。我让杨会计给他写封信，你带去就行了。”

“唔，”“被告”居然有权参与拟定对自己的判决，考虑了好半天，终于点点头，“行！”

尽管韩玉梅的婚姻又失败了，可是人很快就恢复了青春——其实，那年她也不到二十八岁。满月过后，天渐渐热了，男男女女都换上了单衣衫。韩玉梅穿着这两年做的衣服，胸脯和臀部都像黄河里的风帆一样饱满。她的头发又乌黑而有光泽了，皮肤又白皙而细腻了，眼睛里又现出了活泼热情的神采。在“粮食工厂”和井台边，又能经常听到她那爽朗的天真的笑声。

夏天，庄户人多半是捧着碗蹲在房头吃晚饭的。他去挑水的时候，一路上总是遇到一连串亲热的问候：“吃了没？天贵。”“挑水呀？书记。”“来我们家尝点新鲜，刚摘下的豆角。”……唯独韩玉梅不答理他。她端着碗坐在自己的门前，一支筷子噙在嘴里，另一支筷子耷拉着，痴痴呆呆地凝视着他。她的眼睛里包含着一种带有强烈吸引力的拒绝，一种极其炽热的冷漠，一种怜悯的责怪，一种爱的恨。他放下扁担，拎起桶撂到井里，左右一摆，往下一松，再猛地一提，抓住桶环，顺手倒到另一个桶里。然后又重复一遍这套动作。然后两个桶都满了，然后挑着一担水回家。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仿佛不是在井口，而是紧贴着炼钢炉口一样，在高温的辐射下几乎要被熔化掉。直到拐过她的房角，他甚至还能感到这种热辐射的追击。每天，为了挑水，他要被弄得两头大汗——一天两担水，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