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长说他拿大秤约了再约，斤两不会错的。”

那年石湖闹灾，群众生活较苦，上级从滨海地区调运一批山芋干来帮助度荒，区委定了个框框，于而龙给王惠平挨个一说，交给他去办。

王惠平在禁闭室里枯坐着，没想到于而龙站在门口，那时作兴自觉关紧闭，连个警卫都不设。

于而龙问：“你约了再约？”

“是的！”他绝对有把握地回答。

“你再说一遍！”

“我？”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上来了，他不敢坚信自己。

“家家户户都按我说的如数发了？”

“哦！”王惠平到现在才恍然大悟，支队长的火气从何而来，他以毫无挑剔的立正姿态，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回答：“就是那个秀才委员的救济粮没如数发给他。”

“为什么吗？”于而龙冲禁闭室吼。

他有所恃地回答：“按照现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性来分析，他算不得革命的基本群众，而抗日之主要力量——”

“这是你的话吗？”

“不是。”

“谁讲的？”

“纬宇叔。”

“什么纬宇叔！”

“副队长。”他连忙改口。

“什么副队长？”那时，王纬宇由于作战勇敢，调到毗邻的滨海支队去了，已经不担任石湖支队的职务。

王惠平嗫嚅地说：“纬宇同志讲，山芋干是他们通过封锁线支援咱们的，居然去接济满清秀才，封建余孽，至少是右倾机会主义。”

于而龙压住火：“既然如此，干脆取消多好，为啥还送半口袋去，犯一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呢？”

“那不是老夫子，谁知是真是假，眼下还站在统一战线里吗！”

“这个混蛋，又来他那一套可怕的‘革命’性了……”于而龙在肚子里暗自骂那个王纬宇。而且诧异一个被芦花从城里动员到支队来的青年，怎么能那样信服王纬宇，支队长的命令可以减半执行，一个调走的纬宇叔，他的话倒当做圣旨，实在难以理解。

要不是那位老夫子求人将救济粮捎回来，刚才那场雷阵雨，也落不到王惠平头上了。其实，那位秀才委员并不是嫌不足数才退回的，而是他不愿给抗日民主政府增加负担，他托来人捎话：“我身为委员，理当体念时艰，心意老朽领受了，粮食还是先尽那些嗷嗷待哺的老百姓吧！”

他那时基本上无人侍养了，儿子跑到大后方国统区的重庆去了，女婿投靠了南京汪伪政府，好几次来接他，他不去：“道不同，乘桴飘于海，俗话讲：桥归桥，路归路，我要跟这些赤脚大仙在石湖待下去。”

早先时候，他的少爷和姑爷，媳妇和女儿一齐劝他离开石湖：

“老爷子，别犯糊涂，这里眼看要成共产党的天下，泥杆子要坐江山啦！”

别看他是个入过闱，应过试的秀才，思想却并未停留在满清，倒是个新派人物：“我一没剿共，得罪了人家，二没家产，怕他们共产，我是皇帝、军阀、委员长三朝都过来的人啦！倒要亲眼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气候。”

像这样一位编过县志的耆宿，活着有功名的遗老，四州八县都闻名的板桥先生的后裔，自然，无论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想把这有点号召力的名望之士抢在手，以壮门面。汪记伪县长在城里望海楼摆下筵席，派汽艇专程到闸口接他就任顾问，他给辞退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拿着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片子，聘他去作参事，抬着轿子来请，他给谢绝了。可是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邀他代表三三制的一个方面，老先生连半点推托的话都不曾说，慨然允诺，而且对芦花说：“别看你给我腿上一枪，我还是拥护你们赤脚大仙！”

对这样有民族气节，靠书画为生，过着清寒岁月的老人，拨给一点救济粮，竟会犯下右的错误么？于而龙问护粮来的王纬宇：

“是不是调门唱得越高，就越革命啊？”

“老兄，不是调门的问题，革命的最根本之点，就是阶级斗争。

老夫子是什么人？咱们应该有清醒的估计。可惜你读不了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他手往下一按，嘴角又抠得深深的：“告诉你吧，阶级斗争是铁和血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