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菱，陈剀，还有把头发包扎起来的演员和画家，像耗子搬家似的，一趟一趟从楼下往楼上捣腾，年轻人干起活来格格的欢乐笑声，冲淡了早晨在飞机场，似乎送葬般的压抑气氛。这位知识分子的遗产，除了书籍，还是书籍。幸好，那许许多多科技书籍，都是硬面精装，个个像铠装的骑士，一本本比城墙砖还厚，所以十年来在痞子们三番五次的光顾下，居然能保存得完好无损，倒全亏了这副硬骨头。这使于而龙悟透了一个道理：应该挺起腰杆，应该理直气壮。于是，走出书房，对陈剀讲：“他们越是这样撵你，我还偏要留你，不走啦！”

正说到这里，客人光临了，路大姐陪着一位部队的同志登门拜访来了。于莲迎了上去，并给于而龙介绍：“爸爸，你不认识吧，这就是那幅《靶场》的买主啊！”

“今天，我请路大姐陪着来，上门提货啦！准备搞个展览会。”

“怎么？老爷们点头了？”于莲问。

“我们决定不理他。”部队同志回答挺干脆。

于莲笑着说：“过去那帮老爷没有说错，是有点印象派咧！所以眼下新掌大权的老爷，有点害怕。”

游击队长一直为那位布尔什维克不平，忿忿地说：“　弄不懂他们干嘛那样怕新鲜事物？恨不能把社会主义像捂韭黄似的闷在小屋子里！”

最可乐的是陈剀，他又提出了一个冒傻气的问题：“怎么？我有些糊涂，这幅画又不是毒草啦？”

“陈剀，陈剀——”于而龙赞赏地拍拍他肩膀：“　你问得好，一部艺术作品的好坏，究竟由谁说了算？我不明白，九亿人民是什么时候把艺术作品的生杀大权交给这些老爷的？让他们拿出委任状来，否则，他们的话就是放屁！真奇怪，他点头，就通过；他摆手，就枪毙。以一些人的胃口，代表九亿人的食欲。十年，文化大沙漠吃够了苦，其实，他们何尝轻松过，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不都绑在耻辱柱上过吗？可他们太健忘了。”

“不奇怪，爸爸，挨过鞭子的奴隶，手里有了鞭子，照样要抽人的。”于菱重复刚刚离去的那位工程师的警句。

路大姐说：“细想也够悲哀的。”

“走吧，抬到车上去，让真正的评判员，人民群众去鉴定吧！”

部队同志倡议着，大家都帮着把那幅油画，装到卡车上去，面壁了多年的老兵，在初春的阳光里，依然是那样神采焕发。

路大姐在书房里凭窗看着，几个年轻人充满生气的笑声，特别是两个姑娘银铃似的花腔女高音，袅绕在部大院里，使这位失去儿子，然而疼爱青年的老大姐笑了。他们多么像画幅上那些细细的白杨树，笔直地向上长着，很快就会成材了。可是，斜对面那栋楼上，也许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影响到编辑的文思，只见夏岚把原来敞开的窗户，砰地关了起来。但是路大姐从另外一个角度同情这位编辑：“这是可以理解的，到了应该做母亲年龄的女人，还是膝前空空，肯定是有点凄凉的。”其实，夏岚却站在百叶窗后，端详着画面上的老指挥员，咬着牙狠毒地说：“　算你走运，老东西！如果七八年再来一次，我保险不拿笔，而拿刀！”

那幅油画在卡车上怎么也垫不平稳，于菱找了块砖头，他姐姐嫌硬；柳娟寻了片木板，画家又嫌脏，还是陈剀有办法：“　我上楼给你扔下几本精装书来，又软又硬，富有弹性。”一切都是这样凑巧，第一本书扔下去了，第二本书又扔下去了，第三本书正要扔，楼下于莲嚷着：“够啦够啦，稳当了！”于是，就把这本书放在窗前，正好在路大姐的面前。那是一部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狗屁不懂的暴发户抄家时不认识外文，错当做技术书籍给疏忽了，其实那个汤姆和爱德华倒是有点阶级调和论的嫌疑。路大姐顺手拿过来翻看，要不是其中夹着的一张放大照片，她绝对不会毫无分寸地拆看和照片放在一起的信。事情往往怪就怪在这里，倘若照片放得小一点，或者信封稍大些，那该像芦花牺牲时，开黑枪的第三者一样，是个永远的秘密了。然而夹在《王子与贫儿》中的这封信，倒使王子成了贫儿，或者贫儿成了王子。虽然陈剀还是陈剀，并没有丝毫变化。

照片上起伏的矮矮丘陵，沿着丘陵蜿蜒的曲折山路，以及山路上的那座颓败的歇脚凉亭，一下子，把路大姐的魂灵给勾住了。谁照的呢？照它有什么用呢？既无人物，又无景致，更谈不上名胜古迹。路大姐做过几天公安工作，倒觉得很像一张以供查证的现场照片。如果她记忆力不错的话，照片照的地方，正是她解放后两次去寻找小儿子下落的刀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