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婕出了事，他感到震惊，也感到屈辱，他毕竟是个男人，当他站在门口，听到屋里谈的一切时，他真想冲上去，揪住高婕的脖领子，狠狠地打她一记耳光。平时你高傲得像个公主，可现在，你算个什么东西！他恶狠狠地想，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然而，他没有动，他训练有素的大脑神经控制了他的一切冲动。

他的理智救了他，使他在这场突发事件中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高婕自己的过失给他的恋爱天平加上了一个砝码，使本来倾斜于她的杠杆平衡了。他要抓住这个平衡。

沈萍见张义民进了门，忙不迭地招呼：“义民来了，坐坐，我给你去叫你高伯伯。”

高夫人少有的谦卑、热情，立刻被他注意到了。她嘴里的“你们高书记”变成了“你高伯伯”。

高伯年走进房间，脸沉着。张义民站起身，高伯年礼貌地伸手示意请他坐下。两个人在沙发上坐好。

“沈阿姨，您也坐。”张义民完全知道即将开始的是一场什么内容的谈话。虽然高伯年的脸色阴沉，张义民却心中坦然。在交谈双方，他第一次处于主动者的位置，而对方则是揪着心听取他的表态。

“不，你们谈。我给你们做点冷饮来，我刚刚学会了做冰淇淋。”沈萍巧妙地把谈话留给了丈夫，她觉得由丈夫来谈话，效果会更好些。

一阵沉默。一个在考虑怎样谈才不失身份，一个故意不开口，目的是攫取更多的东西。

“你有几天没来了吧？……部门的工作情况om怎么样？”高伯年终于张了口，然而却习惯地扯上了工作。

“还好。”张义民避开了第一个问题，接住了第二个话题，“市政改造整体规划方案需要做重大修改，阎市长让我们会同规划部门、建工部门，一周拿出具体实施的意见，因此压力很大。”

“噢，鸿唤已经和我交换了意见。有些我是赞同的，但市政改造是个大事情。规划可以搞得长远一点，宏大一点，但具体制定实施方案，要实际一点，稳妥一点。切不可凭着一股子蛮劲，一时的冲动，就不顾一切地干起来。总想着自己干出点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但别人没干过的事情总有他没去干的道理。我担心我们有些同志不肯接受五八年‘大跃进’的教训，以为大刀阔斧就是改革，其实这是蛮干！是‘左’的错误思想的表现。”

张义民十分仔细地听着，他听出“有些同志”指的是谁。他钦佩阎鸿唤，同时又很怵他。这位市长不是从听你说些什么来衡量你，而是从你能干什么来认识你。因此，他在阎鸿唤面前，常有一种危机感。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使市长十分满意，这不免让张义民苦恼。市长对基层的情况相当熟悉，有着十分合理而准确的想象力和预见性，所以当你未经实际调查，未付出应付的劳动代价，便向他汇报工作时，肯定会被他不留情面地揭穿。这一切，都使张义民隐隐感到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来自某一个人，而是来自一种发展趋势，来自发展中不断自然产生出来的取代者。有阎鸿唤当政，他张义民要想像以往那样顺顺当当地上升不容易，他要花费许多真气力。这也是他急于想加入高伯年家族的原因。有了这个符号，他就能借助风力，扶摇直上，而不必跟着阎鸿唤的屁股后面去登山。现在高伯年的话中露出的不满，不禁使他暗喜。阎鸿唤与高伯年的资历相差太远，远不是高伯年的对手。高伯年可以提议阎鸿唤当市长，也完全可以提议免去他的职务，尽管目前他俩是平级干部，但老的永远主宰着年轻的。

“阎市长要求我们仍按‘七一五方案’搞，改造工程从交通改造入手，听阎市长讲，好像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支持这个方案。”张义民望着高伯年，试探地说。

“七一五方案”，是阎鸿唤亲自组织制定的一个改造工程方案，因为定稿是七月十五日，所以称为“七一五方案”。这方案否定了高伯年当市长时制定的一个方案。两个方案的分歧点，在于完成市发展整体规划的第二步，即改造工程的入手点。高伯年的第二步是在解决电力和城市用水问题之后才开始企业改造。而阎鸿唤则认为第二步是在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进行旧区改造。高伯年很恼火，其实对于两个方案先搞什么后搞什么，他并没看得很重，他看重的是他提拔起来的新市长，竟敢于否认他这个老市长的方案。于是，他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否决了阎鸿唤的“七一五方案”。当然“否决”不是以决议的形式，而是根据常委会的惯例，高伯年摇了头，就算做否决。这就是权力、威望的象征。在常委会上，阎鸿唤没有成功，却在第一步能源工程完成之后，又突然重新拿出自己的“七一五方案”，先跑到国务院，取得领导认可。让高伯年没法子再讲话，这种做法堪称高明，也实在可恶。高伯年现在甚至比阎鸿唤刚提出“七一五方案”时还要恼火。在阎鸿唤从北京回来向他传达副总理指示时，他按捺不住，大发雷霆。一个市长怎么能未经常委通过就可以直接向中央征求意见！现在阎鸿唤并没有因为他发了火而变得慎重些，仍然按他的方案，组织实施，这无疑是明目张胆地对市委书记权威的公开蔑视和挑战。

“先生产，后生活，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高伯年觉得手有些发麻、发胀，他用力把拳头攥起来，有节制地在沙发垫上捶了两下，“修什么现代化公路，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表面繁荣。”